“当我沉溺于纪录片创作的时候，我常常感受到思考的快乐。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坚持拍摄水俣的电影。我说：这是因为水俣病让我不断地思考。这不是一句戏言。不论是采访水俣还是采访阿富汗，那些突发性的事件，常常打乱我们最初的拍摄计划。而这些，正是现实的活力和纪录片的乐趣之所在。”

关于剪辑：纪录片窃取他人的人生、肖像和语言，既然我们单方面地垄断着镜头、胶片、磁带等等这些物理性的武器，我们就不可能和被拍摄者处于平等地位。更因为我们通过剪辑这一完全个人化的操作方式来制造出某种印象，描绘出一个看似完全不同的世界，因此，当我们用电影的方式来表述一个重大事件时，我们充其量也只是素材的导演。正因为此，一直以来，我总是有意识地在剪辑的过程中，把拍摄的时间和镜头的顺序当作一个作家的旅程的全部展现给观众。

关于纪录片：有一个贬义词叫“原地踏步”，是说该前进的时候却止步不前。但我却认为这种原地踏步，是寻找前进方式的一种能动性动作。这正是我的记录行为。如果说比起剧情片我更喜欢纪录片的话，那是因为纪录片的方式更适合我的这种原地踏步的心理。

关于纪录片中的NG：我想说在纪录片中没有NG，我甚至认为NG才是电影中最有意思的部分！

关于立场：我一直坚持一个“拍电影的外来者”的立场。即使在水俣，我也从来没有做过用自己所学会的方言来和对方套近乎的事。

关于自己：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影像时代的“记者”，行走在纪录片的道路上。

关于电影的记忆：当我回顾自己的作品的时候，往往首先想起的是某一个镜头。回忆所看过的电影的时候也是如此。比如卓别林的《城市之光》的结尾，他对自己钟爱的女孩露出的那个羞涩的微笑令人难忘。很长时间里，我一直以为那是个长镜头，后来才发现不过5秒。

关于逆境：我把看不到未来，思想标准游移不定的这个世道看作是逆境。而对我们拍电影的人来说，环境更加严酷。但是对我来说，记录行为，是我进行思考和迈步的基础。不管你寄希望和理想于何种事物，对这种事物赖以生存的现实土壤进行持续的记录，才是开始的唯一途径。

关于特写镜头：虽然我喜欢特写镜头，但却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决不能恣意地使用，而是要看摄影机和被摄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已经到达了至近的距离。

关于水俣：我对水俣的自然从没有绝望过。只要人和自然共生，大海就不会死亡。

关于创作：电影制作的过程，不是创作的过程，而是孕育生命的过程。

关于制作班底：电影是一项与人相遇的工作。既然电影无法一个人完成，那么摄制组成员之间，就应该相互包容、认识彼此的不同，在承认各自的不同并充分利用这个不同点的基础上，共同选择和面对拍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摄影师为首的摄制组成员之间的关系，是电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