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码头的时候，才8：30，太早。船要9点半才开。但是有很多艘小船，要去近处的，在大声招揽客人。早晨的江边，有一层薄薄的白雾笼罩着，一排排的小船停靠在江边（因为秭归是个小港口，所以不停大船）。耳边不停地响起汽笛的长鸣声，赶船来早了的人们，懒散地在江边溜达着，一个男孩毫不顾忌地脱了裤子撒尿。一只小船上，正正大大地贴着一个大红双喜，桅杆也涂成了红色，像一个高耸的十字架。水声，汽笛声和招呼人们上船的叫声交织在一起，突然在我心里升起了一股安堵感，似乎是在提醒我：你要回家过年了。你手里不是提着给家里人买的礼物吗？昨晚使我辗转难眠的忧郁，从北京带来的那种不安，一下子都消失掉了。对了，我要去的是茅坪，是去看唐大妈，望大叔，郭奶奶这些亲爱的人们。我要去你们那里过年。

走在熟悉的茅坪的街道上的时候，显然地感受到了一种忙碌和热闹。首先是每个摊子之前都有很多人在挑选东西。然后是写对联的，卖鞭炮的。上次看到的那个街头牙医还在，正扳着一个妇女的嘴巴，察看她的后槽牙。打台球的人明显地少了，年轻人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街上到处是妇女和儿童。走进唐大妈小院的时候，我的心咚咚地跳起来，不知唐大妈是否还像上次一样热情？我开始不安：自己不先去付大妈的旅社，而直奔唐大妈的小屋而来，这个决定是否作对了？推开房门的时候，我试着喊了一声：“唐大妈！”接着就听到了那个熟悉的声音：“进来！”我走进屋里，唐大妈两口子和儿子正在吃午饭。唐大妈看见我，一脸惊愕的表情：“你真的来这里过年了？”望大叔说了声：“欢迎！”我的心一下子热了起来。接下来就是唐大妈给我倒水喝，让我坐下来吃饭。我说在船上吃过了，大妈就说：“船上的饭不好吃，你怎么能吃那种东西！”好不容易，我说服她我一点不饿，请他们继续吃饭。大家都坐了下来，唐大妈三口继续吃饭。我喝着唐大妈倒的热水。有一段时间，大家都沉默着，好像久别的情人，突然间重逢，惊喜交加，谁都不好意思张口似的。

饭吃完了，大妈说：“走，把你的行李拿到房里去。”我不好意思起来：“我还是住到付大妈旅店里去吧。您家里人多，快过年了。”大妈说：“儿子回来了住楼上，老头子要去给别人看房，你和我睡。”最后决定我睡那间兼放粮食的库房。那里有一张大大的竹床，一床厚重的棉被，铺着一条结实的粗布方格子床单，环视屋内，还有一张老式的红漆小桌，对我来说，全齐了。

坐在唐大妈的菜地里，看江上船来船往的时候，茅坪村的喧嚣，都抛在脑后了。我的身后一片静悄悄的，好像茅坪睡着了。江水静静地一如既往地流着。我静静地想念着远方的朋友，还有忠民。我惊异自己来到了这个地方。

到街上买了瓶孔府宴酒，拿了白糖，去看郭奶奶。一路上碰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都笑着向我打招呼。走近奶奶的后院的时候，二妈正坐在那里和邻居聊天。老远望见我，就招呼：“稀客呀！”招呼我坐下来嗑瓜子。我刚坐下，奶奶就从那边过来了。二妈喊：“妈，有客呀！”奶奶听见了，就朝这边望。看见我，欢喜地朝这边走。奶奶还是那身蓝布衣裳，头上戴了顶方方正正的线帽子，背着大箩筐。二妈说：“你上次走了，奶奶一直在找你，不相信你没有和她打招呼就走了。”奶奶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说：“我说你会来过年的吧，你看，我的眼睛有点看不清了。”说着就使劲地揉揉眼睛。

我和奶奶手拉着手朝家走，路上遇到了一个邻居。说：“这姑娘又来看你啦？”奶奶说：“是啊，我的手就是她给我治好的。”开门，进屋，把酒递给奶奶。奶奶说：“你把我照顾的这么好，我又能给你点什么呢？”我说：“这两包果仁糖是给娜娜和慧慧的。”奶奶说：“他们有钱，你不要给她们买东西。她做了流产，你还给她买鸡子。你不了解他们。他们都是一毛不拔的。”

奶奶让我一起吃饭，我说吃过了。递给奶奶一支红塔山，奶奶说：“嗬，你抽的烟都是好多钱一支的。”奶奶开始做饭，把剩菜、剩饭倒在一起，放了水来煮。说：“我就这样吃。有菜有饭，又方便，又有营养。”慧慧在门口探头张望，我说：“你进来呀，你还认识不认识我？”她怯生生地叫了我一声“幺幺。”我把买的花生糖拿了一包给她，叫她拿去吃。奶奶喊住了她：“别走！幺幺没给婆婆买，你给婆婆一点儿。”慧慧不情愿地把袋子递过来。奶奶毫不留情地抓了一大把。慧慧走了，奶奶又从娜娜的袋子里抓了好大的一把，“不能都给这些没良心的。他们一点都不管我。”

奶奶站在灶边吃饭的时候，上次那个讨厌的、只会发牢骚的老头走进屋里：“记者又来看奶奶了，好啊。”我和他打了声招呼，他走了。奶奶自豪地说：“你在我屋里，他们就都来望。”

慧慧转回来，说：“我妈叫你到我屋里去，她问你上次的照片带来了没有？”我随她过去，看见她爸尹怀剑刚从宜昌回来，正在院子里拴鸡。看见我，就笑着打招呼：“稀客啊，快屋里坐。”慧慧妈郑丹昌拿瓜子给我吃。他们屋子里一箱箱的鱼、肉什么的。这时，郑洪昌穿着一身新，还扎了条领带，睡眼朦胧地过来了，看见我，就拉我去他屋里坐。我说还有事，他说：“你又不是着急要去，坐坐嘛。”杜太平满脸都是笑容，端茶倒水地招呼我。她的气色又红润起来，好像那场劫难并没有在她身上留下任何痕迹。我说：“你们春节要挂对联吗？”她说：“都最后一年了，还挂什么对联？有的人挂，有的人不挂。过去凡是有栏栅的地方都要挂的。猪圈有门，也要挂。”接着谈了谈南、北方的春节习俗有什么不同。郑说：“大年三十晚上，十二点一过，要放炮的。钟一响，大家都争着放第一鞭，赶个吉利。你三十就在我屋里，有好戏看。”正说着，奶奶过来了，说：“我来望望你，怕你走了。我扫了屋子，咱们就去菜地。”郑皱着眉说：“她在我屋里，你别净拉着她乱跑。”奶奶放开了嗓门：“她愿意和我去，我们说好的。”

我给奶奶抓了一把瓜子磕，郑满脸不悦的样子，从沙发下找了一双皮鞋，换上。奶奶说：“这鞋好时髦呦，多少钱一双？”郑不理睬。奶奶站起身，朝我：“我先去扫地，一会儿过来招呼你。”临走时还抓了一大把花生放在口袋里。又坐了一会儿，郑去和邻居说话去了，我借机对杜说：“我先去外面看看，一会儿再来。”到了奶奶屋里，奶奶在扫地，我帮她把破纸盒归纳好。奶奶忙说：“放下放下，别龌龊了你的手。”

出门的时候，奶奶笑望着我：“我们从大道走吧？”我说：“好。”于是，奶奶带着我从人最多的街道上穿过。遇到认识的人，奶奶就介绍说：“这是我干闺女，来看我了。”在菜市场上，遇到郑洪昌夫妇，杜太平手里提着满满的一大兜子苹果。待他们走过，奶奶愤愤地说：“那是拿给她妈的。她从来就没给我买过。你看她身上穿的红防寒服，也是新买的。旧的还没穿坏呢！”

拐弯的时候，爷爷从身边走过。老两口像不认识的人似的，理都不理。我喊爷爷，给爷爷吃瓜子，爷爷不吃。我追上奶奶，问怎么话都不说？奶奶说：“他那样做事，我理他做甚？！”又说：“有个看相的，说他活不过明年。我才不管呢！我只管自己，活一天算一天。”

奶奶开始在地里忙活起来，用刀把土挖松，然后把小葱分成两半，一半拔起，一半留在原来的地方，让它们接着长。葱还很小，土地不熟。奶奶一边忙活着，一边讲二女儿死后，二女婿又找了个新媳妇，人很好。可郑家的人总是欺负她。奶奶拔一把葱，就把它们扔给我，每次都歉意地“嘿嘿”地笑两声。我接过来，也不由自主地“嘿嘿”两声，然后把葱排好。你一来我一往的，干得很合手。奶奶说：“我至少要挖两斤才好卖。这个可以卖2块钱1斤。”又说：“我每天都得来挖一挖，弄一弄。不然给别人偷了，我都不知道。”时间久了，又担心唐大妈望我。我说：没关系。唐大妈知道我来这里了。于是又接着挖。挖完了小葱，又挖了些蒜薹。这次我和奶奶一起挖。可是我的手劲不对，总是不能连根拔起。有好几次都从中间掐断了。奶奶就笑我。这样又过了些时间，远处响起了钟声。奶奶说：“工地上的人要收工喽，我们也该走了。”于是收拾好篮子往回走。我问奶奶看见没看见刚才菜地里有个老头在做气功，奶奶说：“那个人好可怜呦，他的老伴早没了。前些日子，36岁的儿子又给车撞死了。他的妈倒是活了100岁，2个月前死的。可不知怎的，坟崩了3次。他妈五七的时候，他的儿子死的。你说不信邪，不迷信，这又怎么解释？”又说：“他练功的时候，我不和他说话。儿子刚死的时候，他练功的时候老哭。我就劝他不能哭，要走火入魔的。”到了岔路口的时候，和奶奶分手。奶奶一再告我，明天上午去卖菜，中午和下午都在家。一再叮咛我去找她。我们像情人一样分了手。走了几步，回头再望，奶奶还在那里看我。

回到唐大妈家，大妈正在做米酒。要锯末倒在锅里，用火加热，然后把蒸好的江米放在脸盆里，放到锯末中间闷。上面还盖了棉袄什么的保温。我问她知道不知道那个死了儿子的人的事，大妈说：“知道。他的儿媳是再嫁的。前夫在金矿上干活，把眼蹦瞎了，离了婚，带了十几岁的儿子改嫁，生了孩子才几个月，第二个男人就死了。大家都说她的命克夫”。

晚饭的时候，儿媳郑群（22岁）和她的妹妹从发廊回来了，身后还带着一个27、8岁的时髦女郎。唐大妈介绍说是她的舅表妹刘莉珍。这个女郎长长的头发染成了金色，穿一件橘红的夹克式宽松上衣，黑健美裤，脚蹬筒靴。我简直不相信在这个小乡村里居然还能看到这样的姑娘。比北京、天津大街上走的女孩儿们都摩登。她问我，当记者要年多少书才行，说自己没念过什么书。我看见她眼睛里有羡慕的眼神，就说：不需要念什么书，谁经过训练都可以当。我又安慰她说：“我念的书都还给老师了，现在连我侄子的算术作业都做不来。”我们一起笑了起来，双方都放松了后背的肌肉，气氛变得活跃起来。她开始夸我切菜的刀法好，很娴熟。我说：“我在家里也是主妇，只要我在家，洗衣、做饭都是我的事。”我们聊着家常，郑群在一旁默默地帮唐大妈干活。我总想和她聊聊。自从她进门以来，我们只是相对一笑。和唐大妈相比，我们的年龄更相近，可却没有话说。我悲哀地想：也许我和自己同龄的年轻人之间的鸿沟永远也填不平了。在日本的几年，生活的历练已经使我的精神年龄增长了好几十岁。现在我只能和自己父母同龄的人们交朋友了。可是在中国，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地用年龄来衡量。长辈对我的是尊重和照顾，我又不可能和他们平起平坐地谈心。而与年轻人的交往，学历和经验，又无情地把我们隔开了。即使我愿意抛弃自我意识，谈他们喜欢的话题，他们也明白：那不是我。我又想起胡敏。也许她更有柔软性和可塑性，要比我强得多，也更适合这个职业。

吃完饭，郑群的妹妹早早地上床睡了。望建军（24岁）在大家吃完了饭才回来。他又去和人喝酒去了。呆了一会儿，他又出去找人打牌。望大叔和其余的人躲在小屋里嗑瓜子，看电视，瓜子皮满地都是。郑群的妹妹只有15岁，她睡得很死，电视里的响声一点儿都没有惊动她。脸上红扑扑的，一副满足的神情。她早早退学，就和姐姐一起干起了发廊。她们的店里几乎都是年轻的小伙子们来做头，那些人不过是找个见面的借口罢了，每天都有一帮崇拜者围绕在她们姐妹膝下。

唐大妈在大家看电视的时候，一个人躲在楼上儿媳屋里做棉被。我走上楼，帮她一起缝。南方的被子都用的是打好的被套，所以很好缝，一会儿就缝完了。大妈打开新柜门，让我看新婚夫妇的缎子被，说：“你看这多好看，可惜我盖不了。我的手要挂丝。”又按了按弹簧床，说：“这个床上蹿下跳的，我睡不来。睡完了腰痛，只好睡木板。”我说：“木板床解乏，这种床不实用。”

吃了唐大妈剥的柑子，草草地洗了把脸，我先回自己房里睡觉。朦胧中见唐大妈站在我的床前，问我冷不冷。我摇了摇头，以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这一天，过得很平静，也很累。就像一个长途的旅人，一回到家，疲劳劲儿都上来了。我懒得拍任何东西。机子睡在包里，动也没动。睡着的时候，心里暖暖的，很舒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