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石心肠的收割人，拿着宽大的镰刀，

沉吟着，一步一步，走向剩下的麦田。”

                    —— 维克多-雨果

“胖胖”，“胖胖”……

孙老师那只苍老白皙的大手，捏着“豌豆”红润粉嫩的小手，喃喃地念叨着，她的声音有些恍惚，但能明显看出来，她的思绪已经从某个遥远的记忆旮旯里收回来了，她认出了我，认出了恺，看到我们的女儿“豌豆”，她不知道是否还想起了我们多年前的承诺：等到生了孩子，一定带给您老看看。

“豌豆”第一次来苏州，孙家小院的黄花和蝴蝶看得她眼花缭乱，她的“脑景”大概还停留在暖洋洋的小院里，卧室的晦暗阴冷让她压抑，她才11个月，在这么一个大了她97岁的老人面前，她由最初的不适应感，很快转向烦躁，紧张，然后就是放声大哭——哭声无比嘹亮，连楼板和墙壁也撑开了所有的裂缝，来吸收这稀缺了几十年的婴儿哭声——于是，满屋子的人，包括保姆王阿姨，包括一起来苏州的我的母亲和岳母，都放松而愉快地笑了。

笑声末了，我，也就是两个老人叫得相当熟稔的“小黎子”，放下摄像机，眨了眨因为凝神而有些发涩的眼睛，俯下身去，握了握孙老师那双有些发凉的手。

王阿姨在一边告诉我，孙老师已经不大愿意坐起来，从早到夜就是昏睡，而且起了褥疮——她天天给孙老师涂药，现在好一些了。

孙老师说话非常含混，基本上听不太清。但她耳朵似乎还在凝听“豌豆”在外屋的动静。

她很快陷入了无边无际的冥想。但我一旦走出卧室，她就会突然醒来，大声问：

走了？

不走。

当天晚上陪家人去金鸡湖看水幕电影，住在孙家附近的旅馆里。次日上午带着家人游了沧浪亭（近十年来第一次）。我和恺，这七八年来，曾以自己年轻的生命，融入苏州两个素昧平生的老人的晚景。现在，是该多花些时间，陪伴自己也已经走向暮年的亲人了。

下午来到孙家，准备和她道别。孙老师抱怨背上痒，王阿姨在帮她上药。孙老师神情又有些恍惚，对我们的离去，似乎没有什么反应。

临走，王阿姨死活不肯接受我给她的钱，还抱怨我不该乱买礼物，尤其不该给孙老师钱：孙老师有钱！

出了孙家的门，突然发现王阿姨送给我们的食品袋里有些异样，我一翻，原来她藏了一个红包在里边。

打开红包一看：600元。那可是5年前她两个月的工资！

我返身赶紧去找王阿姨，推让半天，又把红包塞还给了她。

明明是我们收获了纪录片，欠了她们很大的情，可她还念叨着要给我们女儿红包！如果我真象自己在影片放映现场所标榜的，是个“善良的人”，无论如何，以后她回了乡下老家，还应该继续去看望她的。

王阿姨进去了。我回头又看了一眼小院，粉墙黛瓦间，野草还在疯长，晾衣绳上，生活还长长短短，凌乱如初。这个春天，孙老师似乎有些不妙。几年前，我是曾和她永别过一次的：在医院的病床上，她白发凌乱，神智完全不清。离开的时候，我以为再也见不到她了。那次，她非常神奇地恢复过来了。而这一回，又是昏睡，又是褥疮……

维克多·雨果这样比喻步步逼近，无法躲避的死亡：

“铁石心肠的收割人，拿着宽大的镰刀，

沉吟着，一步一步，走向剩下的麦田。”

那片小院，在夕阳的余晖里，此刻似乎不是花草闹响，而是一片残留的麦穗摇曳……

回上海的火车上，恺问我拍了什么。

我说：和上次一样。

恺问：拍得好不好。

我说：还好，跟我想象的差不多。

在《我最后的秘密》剪辑完成之后，我非常惊讶地发现，我回到苏州的每一次拍摄，似乎都是对以前某个场景，某种情绪和氛围的重复。

或许可以这么揣测，这些年来，我们对这对主仆的判断和把握都是准确的？

这个片子早就结束了。也许我只是籍着拍摄的名义去看望她们，籍着看望的名义去拍摄她们。在忙忙碌碌的庸常生活里，这其实是多么幸福和奢侈的事情啊。

……

只是，在孙老师那片剩下的麦田里，保姆王阿姨才是个忠心耿耿的守望者，而我，只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过客，一个拾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