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少年时代看到漫山遍野如同桌布一样铺向天边的油菜花田会心生悲戚，昨夜推开窗子，看到一轮圆得不能再圆，圆得似乎很不真实的明月，竟然还会很煞风景地产生几分感伤。

    恰逢中秋，家人团聚，本该欢喜才是，咋就那么多酸腐文人的小调调呢！我对自己相当地不满！

    或许，睹月思人，跟两个年迈的老者有关？

    一个老者，是中学教过我一年语文的彭学松老师。上他课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但腰杆笔直，声音洪亮，思维极其敏捷，讲起古典文学来滔滔不绝，如数家珍——爱讲典故，而且时典故里套着典故；不流凡俗，不肯人云亦云——比如，“明日黄花”，出自苏轼在九九重阳日所作的《九日次韵王巩》一诗：“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意为赏菊要尽兴，免得到了明天（重阳之后），菊花萎谢，成了过时之物。因为“明日黄花”是指过时之物，时人于是想当然，每每写成“昨日黄花”。彭师很是不满，在自己的诗中继续用此典故：“明日黄花老更狂”⋯⋯那时对彭师了解不多，只是传说他曾在西南联大学习，曾受教于朱自清先生云云。

    但我真正对彭师留下难忘印象，却是缘于多年后火车上一次偶遇，80岁的他向我讲起自己的生平：1920年出生于官宦家庭，1938年起就读于中央政治大学，该校为陈果夫陈立夫操控，即“CC系”（看来西南联大是误传，大概他曾旁听过朱自清先生的课？未作考证）。1942年毕业后曾在重庆的“政务院”工作一年，因不谙政道，回乡教书；中间曾考上自费留学，因签证过期作罢；后经商，不谙商道，亏本；于是又重操教鞭，期间开始练习写诗填词。文革中被错划为特务——所幸的是，因被怀疑是个重要线头，反而少受了许多皮肉之苦。69年到71年被劳教，铁窗下苦吟诗词十余首，50岁生日那天，吟成“泪眼朦胧月团圆”句。

    另一个老者，是我在百步街上前后拍摄了数年，已于前年故去的李医生。他在百步街上开了个诊所，给人推拉按摩，我认识他时他已年近80，平时沉默寡言，对这个世界，对周围的人，表现出一种超脱乃至淡漠。他爱看各种球赛，兴致来了，会唱上两句京剧。他在钱上不大计较，碰到穷人，就不收费或少收费。街上人传说他当过国民党，坐过牢，终身未婚，等等。  和李医生接触久了，他才慢慢向我敞开心扉：他本是湖南人氏，解放前在苏州带兵，当到了连长。当年穿着马靴往大街上一站，也是一个威风凛凛的人物。解放后，他被关进监狱接受改造。一关就是30年。李医生对我强调：他很感谢政府，要不是监狱改造强健了他的身体，他早就死了。但他唯一难以释怀的是，为什么他因在狱中表现良好，被提前释放，反而未能象后出来的人那样享受劳保？结果只得年纪一大把了还在干按摩医生。

    大概是04年的中秋节，我提着几份月饼去了百步街。先去了孙家，孙家毕竟有主仆二人，还有些人气。然后再去李家（也就是居委会借给他的一间堆放杂物的小屋）。不到七点，李医生的小屋门已紧闭——他是个孤老，没人眷顾，大概早早上了床。门缝里有荧光闪烁，我下意识地透过钥匙孔朝里头张望。一望吓一跳：潮闷的小屋里，老人仰躺在床上，脑袋偏向一部十四寸老电视——电视上，一个白皙肥腴的女高音正在摆动胖手，仰脸引吭高歌，而老人，却将手紧紧抓着自己的私处。（此刻本导脑子飞转：要不要拍？犹豫了几分钟，还是没敢去拿摄像机。大概这就是所谓的道德底线？）在这么一个团圆之夜，老人就是以这种方式来驱谴寂寞。

    两个老者无论出身，襟怀、气质都相去甚远，比较相似的，就是在他们一生中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时代的浪潮打得晕头转向，如蝼蚁，如苇草，身不由己，完全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

    历次运动对每个个体的影响是如此强烈，如此巨大，可是，在各种仪式化的场景里，我们何曾看到那些卑微个体的身影？

   

附录网上下载的彭学松老师旧体诗词三首。

感旧（三首）

一

梦绕南泉别绪牵，书生意气竞先鞭。

一从风雨苍黄起，生死茫茫五十年。

二

隐隐花溪忆旧游，青春作伴不知愁。

桨声欸乃歌声起，更喜飞流仙女头。

三

怪石奔湍滟预堆，声声虎啸似惊雷。

而今虎啸凭谁问，曾共故人听几回。

 

 

家有婴儿，一从外面回来，就和孩子一起，欢天喜地陷入了动物玩具的世界。尤其是那条竹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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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孩子一把从沙发底下拽出来，每每吓我一跳。稍有闲情，忍不住要拿动物比拟一些做纪录片的朋友——
    丛峰：山羊。丛峰留一部黑髯，眼神象山羊一样善良单纯，大概属于很容易就获得被摄对象信任的那种人。可以想象，这只善良的黑山羊，步履迟缓，出没在一个叫作黄羊川的山区……他说《马大夫的诊所》之后，还在继续他的黄羊川系列——不知那黄羊川，通过这只黑山羊的辛勤耕作，以后能不能象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镇，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一样，成为纪录片的专业语汇？

黄文海：公鸡（创意来自季老师）。昂首阔步，气定神闲，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在《喧嚣的尘土》中，面对群氓的世界，他转动头颅，喉咙里时不时脆脆地清一下嗓。老早就听他说在拍摄居士林，居士林一直没看到，去年倒是出了个《Women》——当时还很惊诧，以为拍的是那些笃信佛教的“女人们”呢！

陈为军：狸猫。一位日本朋友曾在开玩笑时，以狸猫比喻陈为军，认为这个导演别看一脸山东人的忠厚豪爽，其实狡猾的大大的有——当然，他说的狡猾，主要是聪明的意思。试想：如果不讲点策略，光凭忠厚老实，那能拍出《投我一票》这样像剧情片一样环环相扣，一波三折，充满戏剧性细节的纪录片来？

毛晨雨：孤狼。初识毛晨雨时，他在上海郊区一个公司做制片人，意气风发，要拉一拨文人和艺术家来拍纪录片。我在他的再三忽悠之下，很快忽悠起诗人车前子等七八人参与这个计划——那想到，我刚收到老车那个把活人当电风扇叶子的策划案，企业家就撤了资，毛神爷也一气之下失了踪——再见毛晨雨，已经在6年后——他采取单干的方式，以一己之力，默不作声，拍出了数量惊人的“电影”和纪录片，看了其中之一的《神衍像》，我不由莞尔，呵呵，他把6年前期待别人去搞的多重文本实验，一股脑放在自己的纪录片里了。求人不如求己啊，这匹纪录片丛林里的孤狼……

丛林里动物很多，先写到这里，有兴趣的朋友，包括老胡，可以往下续，不限动物，植物，昆虫什么的都可以啊——

 

 

                           

“铁石心肠的收割人，拿着宽大的镰刀，

沉吟着，一步一步，走向剩下的麦田。”

                    —— 维克多-雨果

      

 

“胖胖”，“胖胖”……

孙老师那只苍老白皙的大手，捏着“豌豆”红润粉嫩的小手，喃喃地念叨着，她的声音有些恍惚，但能明显看出来，她的思绪已经从某个遥远的记忆旮旯里收回来了，她认出了我，认出了恺，看到我们的女儿“豌豆”，她不知道是否还想起了我们多年前的承诺：等到生了孩子，一定带给您老看看。

“豌豆”第一次来苏州，孙家小院的黄花和蝴蝶看得她眼花缭乱，她的“脑景”大概还停留在暖洋洋的小院里，卧室的晦暗阴冷让她压抑，她才11个月，在这么一个大了她97岁的老人面前，她由最初的不适应感，很快转向烦躁，紧张，然后就是放声大哭——哭声无比嘹亮，连楼板和墙壁也撑开了所有的裂缝，来吸收这稀缺了几十年的婴儿哭声——于是，满屋子的人，包括保姆王阿姨，包括一起来苏州的我的母亲和岳母，都放松而愉快地笑了。

笑声末了，我，也就是两个老人叫得相当熟稔的“小黎子”，放下摄像机，眨了眨因为凝神而有些发涩的眼睛，俯下身去，握了握孙老师那双有些发凉的手。

王阿姨在一边告诉我，孙老师已经不大愿意坐起来，从早到夜就是昏睡，而且起了褥疮——她天天给孙老师涂药，现在好一些了。

孙老师说话非常含混，基本上听不太清。但她耳朵似乎还在凝听“豌豆”在外屋的动静。

她很快陷入了无边无际的冥想。但我一旦走出卧室，她就会突然醒来，大声问：

走了？

不走。

当天晚上陪家人去金鸡湖看水幕电影，住在孙家附近的旅馆里。次日上午带着家人游了沧浪亭（近十年来第一次）。我和恺，这七八年来，曾以自己年轻的生命，融入苏州两个素昧平生的老人的晚景。现在，是该多花些时间，陪伴自己也已经走向暮年的亲人了。

下午来到孙家，准备和她道别。孙老师抱怨背上痒，王阿姨在帮她上药。孙老师神情又有些恍惚，对我们的离去，似乎没有什么反应。

临走，王阿姨死活不肯接受我给她的钱，还抱怨我不该乱买礼物，尤其不该给孙老师钱：孙老师有钱！

出了孙家的门，突然发现王阿姨送给我们的食品袋里有些异样，我一翻，原来她藏了一个红包在里边。

打开红包一看：600元。那可是5年前她两个月的工资！

我返身赶紧去找王阿姨，推让半天，又把红包塞还给了她。

明明是我们收获了纪录片，欠了她们很大的情，可她还念叨着要给我们女儿红包！如果我真象自己在影片放映现场所标榜的，是个“善良的人”，无论如何，以后她回了乡下老家，还应该继续去看望她的。

王阿姨进去了。我回头又看了一眼小院，粉墙黛瓦间，野草还在疯长，晾衣绳上，生活还长长短短，凌乱如初。这个春天，孙老师似乎有些不妙。几年前，我是曾和她永别过一次的：在医院的病床上，她白发凌乱，神智完全不清。离开的时候，我以为再也见不到她了。那次，她非常神奇地恢复过来了。而这一回，又是昏睡，又是褥疮……

维克多·雨果这样比喻步步逼近，无法躲避的死亡：

“铁石心肠的收割人，拿着宽大的镰刀，

沉吟着，一步一步，走向剩下的麦田。”

那片小院，在夕阳的余晖里，此刻似乎不是花草闹响，而是一片残留的麦穗摇曳……

回上海的火车上，恺问我拍了什么。

我说：和上次一样。

恺问：拍得好不好。

我说：还好，跟我想象的差不多。

在《我最后的秘密》剪辑完成之后，我非常惊讶地发现，我回到苏州的每一次拍摄，似乎都是对以前某个场景，某种情绪和氛围的重复。

或许可以这么揣测，这些年来，我们对这对主仆的判断和把握都是准确的？

这个片子早就结束了。也许我只是籍着拍摄的名义去看望她们，籍着看望的名义去拍摄她们。在忙忙碌碌的庸常生活里，这其实是多么幸福和奢侈的事情啊。

……

只是，在孙老师那片剩下的麦田里，保姆王阿姨才是个忠心耿耿的守望者，而我，只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过客，一个拾穗者……

 

 

不善于学习，只好做自己 ——纪录片《我最后的秘密》上海首映交流记录 时间：2008年5月24日晚上19：30 地点：曲阳路574号 导演：黎小锋 贾恺 出品: CNEX,黎小锋 主持人：方旭东 方旭东(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好，我们先请黎小锋导演介绍一下影片的制作经过。 黎小锋：这个纪录片是我和贾恺一起合作完成的。我们通过关注这个题材，成了朋友，然后结了婚，说不定明天就把孩子生出来了（掌声）。所以说，做纪录片是个很有意思的过程（众人大笑，掌声）。有些人一听说我们拍了七年，吓了一跳，就不敢拍了——大家千万不要有什么误会，其实我是故意的。谈恋爱的时候，把时间拉长一点，把感情巩固一下正好，然后就结婚了嘛（众人大笑）！给大家开个玩笑。实际上，在2003年以前，我们没有任何进展，这个老太太呢，非常想保留她那种非常完美的形象，那么优雅，那么美丽，而她跟保姆的关系，也是非常完美的主仆关系，两个人互相尊重，互相友爱，是那样一种关系。直到2003年以后，我们到了上海，可以经常去苏州，经常去接触他们，她才真正地向我们敞开。她开始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家人一样，这时候，我才觉得，我们的拍摄真正开始了。 方旭东：我作为主持，先问一个观众可能比较关心的问题。在拍摄之前，你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去关注这么两个老人？ 黎小锋：实际上，我在苏州拍了四户人家。这只是其中的一户。其实，这四户人家也可以做成四个故事，搞成一个百步街系列什么的。不过，我这个人天生的性子很慢。我在拍摄这个纪录片的过程，完成了另外两个长片。我不着急，我慢慢来，我希望在时间的流逝中，会有人物性格和命运的一些变化。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也是纪录片真正吸引我的地方。在这个拍摄的过程中，我也在学习和提高。 方旭东：一开始，在出现片头之前，说她怎样背叛她的家庭，你是用什么机器拍的？那种胶片的感觉很强烈。 黎小锋：用的是DVCPRO，大的机器，但那时（2000年）正好处于一个技术的提高阶段，镜头一会儿推进，一会儿拉开，存在一些技术问题。但我也不能把它剪掉，剪掉的话整个气场就丢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宁肯被人说技术有问题，我也要保留这些东西。 方旭东：还有，我问一个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问题。在影片里，有一种背景音，好像是一种野鸡的叫声。或者说是山鸡的叫声？ 黎小锋：是鹧鸪吧？ 方旭东：不是鹧鸪，是野雉。 黎小锋：但在我的印象里，苏州是个天堂嘛！天堂里只会有鹧鸪的声音，怎么会有野雉的声音呢？（众人大笑） 方旭东：他说是鹧鸪，我说是野雉。这个有待考证啊！（众人笑） 黎小锋（笑）：是鹧鸪，《鹧鸪天》嘛，一种经常出现在唐诗宋词里的鸟。 方旭东：那白色的墙，颓败的门，包括你从室内往外拍芭蕉，纱窗，绿色掩映，都有一种意境，一种氛围，特别有一种苏州的情调。这是我的感觉。 观众：我想问一下，这个题目，为什么叫《我最后的秘密》？还有，就是您刚才说您拍了四户人家，都是苏州人家，那么，这个方言您能懂吗？为什么一直关注苏州那边的人家和故事呢？ 方旭东：那是因为他曾经在苏州大学工作过。你还是回答前面那个问题吧，节省时间嘛。 黎小锋：我为什么叫《我最后的秘密》，那是我的秘密。（众人大笑，鼓掌） 舒浩仑(独立导演)：小锋之前的片子《夜行人》我看过，我觉得，这个片子要比《夜行人》高出很大的一块，祝贺你！拍得很好，我也很喜欢。我看这个片子，在某种程度上，让我想起了梅索斯的《灰色花园》，不过，是一种好的联想，不是模仿啊致敬啊那种。我想知道，当初你拍的是四户人家，然后你发现主仆这对人非常有意思，你怎么就会想着要一直拍，拍，拍下去？是出于什么样的兴趣也好，动力也好，促使你做这个事情？ 黎小锋：我为什么要这么执着地拍这么一对老人，其实是出于我对人性的一种关注。她们俩就是一个很好的范本。看到她们，也想到自己的晚年，想到了我的爷爷奶奶，那些即将离开我的人。另外，也是出于一种情感。在拍摄这个片子的过程中，我的爷爷奶奶都去世了。有时候我想，我当初不如去拍我的爷爷奶奶。在这么一个长的时间段里，如果我经常去看他们，去关注他们的话，其实也能拍出另外一个不错的片子来。当我的奶奶去世之后，我回到故乡，回到老屋，在二楼上面，看到很多鞋子，很多黑布鞋，是她做给我们这些晚辈的，但是没有人穿。我就觉得，这些鞋子，就象一些张开的口子，在谴责我们。所以，我在做这个片子的时候，有一种情感的寄予在里边。虽然有些人讨厌这个老太太，说她象个巫婆，但我是用我的情感在讲述故事。 观众：这个保姆是从哪里来的？ 黎小锋：保姆是苏州乡下的一个农家妇女。她有几个儿子，他们其实都可以赡养她的。但她希望能够自己挣点钱，然后很骄傲地在过年的时候给孙子一些压岁钱，所以她就在外面那么长时间地做保姆，而且乐此不疲。 观众：我觉得片子里两个老人的关系特别好玩。孙老师和阿姨之间，在04年的时候，还有点水火不容。04年以后她们关系发生了变化，孙老师对她很依赖。可能阿姨对孙老师的感情也发生了变化。我不知道这变化的契机是什么？前面那么长时间，9年，甚至不止9年，阿姨对孙老师，想到更多就是钱。后来更多的是情感的东西。这种变化是不是跟两万块钱有关系？（众笑）这两万块我觉得还是没有交代清楚。到底是怎么来怎么去的。 黎小锋：这跟孙老师的境遇有关系。04年的时候，她能到处行走。04年后她瘫在床上，依赖着保姆。所以她们两个人是一种互相依赖又互相排斥，但最终还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 观众：喊救命是在什么时候？ 黎小锋：那时侯她已经摔跤了。天天躺在床上。没法起来，心情烦躁，天天想着自杀。 方旭东：那一段是怎么拍？她们要睡觉，难道你们是24小时守在旁边？特别是晚上喊救命的那一段？至少在九点之后吧。 黎小锋：十一、二点吧。 方旭东：她们两个是在一个床上，你肯定是在床边。你当时是？（众笑） 黎小锋：我因为经常去苏州，去百步街——我拍的四户人家都在百步街上。因为老太太和我特别投缘，我就住到他们家去了 。那天我们正好住在里边那个屋子里。 方旭东：她还有屋子？ 黎小锋：她有很多屋子，七八间。她一闹，我们就出来了。但我们得避开她的视线，毕竟她这个时候不正常嘛。然后，就在一个比较边角的位置来拍他们。 方旭东：当时用的是什么机器？ 黎小锋：PD150,比较小一些，她们看不到。 观众：我之前也看过黎导演的《夜行人》，觉得这部片子比那部更有张力。但我也觉得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比如说在人物上，这个老太太，和《夜行人》里，那位卖艺的盲人，都是在性格上有些偏执，有些强势，包括在人物的关系上，在《夜行人》里边，妈妈对智障女儿，既有爱，也有伤害，在这个影片里，（老太太对保姆）也是如此。在刻画人性上，也有相似的地方。你对这样受损害，生活在底层，比较边缘化一点的人物，是不是比较感兴趣？ 黎小锋：我的确比较关注那些身在边缘，比较底层，但性格特别倔强，特别有人格魅力的人。象那个鲍阿姨，那个孙老师，以及其他的拍摄对象，不知不觉地，浑然无觉地，我就会关注这样的人。这说明我一种非常强烈的倾向：我喜欢这样的人。而且，我在拍摄、剪辑的过程中——当然，都是我跟贾恺一起合作的——我就在想，怎样体现人性的那种暧昧性，人性有一块区域，需要我们更多地去挖掘和展示。所以，刚才舒浩仑说他想起了梅索斯兄弟，你这样想是对的。我不仅看过《灰色花园》，而且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直接电影”，其中有一块就是梅索斯电影。但从人性的揭示这个角度来讲，还不如说，美国作家福克纳对我影响更大。 观众：第二个问题，是在节奏上，最后的结尾，我觉得有点突兀。之前的节奏控制得很好，但后面反复的次数太多了，观众就会有些疲倦。 黎小锋：她说到了纪录片里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首先是结构，怎么结构这个影片。然后是怎么把握节奏。我喜欢大的段落，不喜欢切得过细，这可能也是我的问题，我的毛病。一个人的取向就是这样的，包括以前写诗，只会写我自己这种风格的诗，改不了，学不到。我非常悲观，我是一个不善于学习的人。不善于学习，只好做自己。（观众掌声） 程波(博士，上海大学影视艺术学院 副教授)：我不知道你以前的片子怎么样，但起码这个片子我非常喜欢。我在看的过程中，觉得已经达到了你对人性的关注，你可能不一定煽情，但有些地方已经煽到我了。这是我的感觉。另外一个，这个片子我很喜欢的一个地方，就是说，我一直在看一个老人的弥留之际，然后等待着她最后的一口气。但我发现，它竟然是这样一个结尾。我很喜欢这个结尾。刚才也有人问到，为什么叫作《我最后的秘密》？我觉得这个结尾已经部分地暴露了答案。然后，我的感觉呢，这个老太太所处的空间环境，包括院落，房间，我很感兴趣。我刚才跟海波说，我特别喜欢这个片子的“床戏”。我注意到那是一张老式的四个脚的大床，注意到这床是不靠墙的，放在中间。我特别感觉到，这有点类似于在漫长的人生旅途当中，一个方舟。特别是在她摔断腿之后，觉得这类似于她人生最后阶段，作为居所的一个方舟。在这个方舟之上，这两个女人的交流，很能抓人，我不由自主地就会想起一些电影的画面，从苏州，到百步街，到一个院落，到房间，再到她这张床，我特别喜欢这样一种感觉。我感觉，把你这么长时间的一种关注，能统一到一个地方去。我也想问一个问题，她现在怎么样？ 黎小锋：她很好！（众人大笑，鼓掌）他刚才说到了我想说的一个话题：在苏州的沧浪亭，那是一个很有文化的地方，经常会有一些老头老太在那里，你都不知道他们是什么背景。曾经听到一个老头说过他的故事：他年轻的时候，走南闯北，尽得风流，去过中国很多地方，做过很多大事业，当他老了，他回到了苏州，慢慢地他只到沧浪亭那里转悠，他非常平静地说，肯定以后我就只能睡在一张床上，最后进入一个盒子里，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实际上，我们在拍那个老太太的时候，平心而论，虽然有的时候我把她当成自己的祖母，当成我的亲人，但有的时候，出于纪录片人的“险恶”用心，我也想过，是不是她去世了，我这个片子就可以完成了？反正我也结婚了——（众人狂笑）开个玩笑。就是说，她去世了，是不是我的片子就完美了？终于合乎大家的想像了，终于有一个结束了？她终于回到那个原点去了。但我非常喜欢我现在这个结尾，我并不希望这个老太太死，我甚至想，即使她真的死了，这个死我也未必会把它放在最后。我为什么要这么一个通俗的结尾？她活着不是更好吗？ 李鹏(旅法策展人)：首先要表示祝贺！我看到了一部和印象中很不一样的中国独立纪录片。06年我看《夜行人》，还觉得你在讲一个边缘化的群体，但这个片子没有给我那样的感觉。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个讲老人的题材，它是一出戏，讲的是两个女人之间的故事。两个人怎么从勾心斗角，到最后相依为命。一点一点的体贴在里面。它更象一个故事，一个小说。中间围绕着两个人的钱啊，两个人不同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震撼人的故事。只是中间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我没有特别明白：中间当他侄子出现了，我以为要进入新的角色，但他只是在中间出现了几秒钟，说老太太是个很爱钱的人，但她没有很多钱。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把这一段加进来。你是想，通过侄子，来让老太太的形象更立体化？而且，当时你用仰拍的感觉，也不太好。他用很鄙视的语气，说老太太，只这一点，让我有点不舒服。 黎小锋：他说的这段让你不大舒服了？ 李鹏：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让他这个时间出现这个地点？以这么一种姿态说这么一番话，是为了丰富主人公的形象，还是？ 黎小锋：那个人是她侄子，是她一直在谴责的人，当年她老先生去世的时候，他侄子都不来看一眼，全是学生帮他擦身体。 李鹏：他说了同样谴责她的话，突然就消失了。我觉得有些突兀。 黎小锋：除了这个人外，还有些在街上的人。其实我想把这些形成一种反应镜头。你是这样一种人，其他人怎么看你？也许这种效果，在你看来感到不舒服吧。 方旭东：说到这里，我也想问：老太太不是一直说要给什么基金会捐钱吗？保姆把她推出去，到学校去，到底去做什么呢？这个地方我没大看明白。 黎小锋：哦，她是去医院。因为她这个时候主要是有精神问题。 刘海波(博士，上海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副教授)：小锋的那个《夜行人》我放给学生看过，我稍微觉得那个还不够完美。 黎小锋：这个也肯定是不完美的。 刘海波：但这个影片，在中国纪录片里，进前五没问题。（掌声） 黎小锋：谢谢，过奖！ 刘海波：我觉得在世界纪录片上史上都应该有位置。（掌声）就你影片的那种圆熟，一气呵成，就你那个气场来说，是完全有这个资格。刚才有朋友说到了，和《夜行人》有点相似，就是你选这个拍摄对象，我觉得特别的有你的技巧所在。那可能是你不断的试错找到的。也许是你偶尔地找到了这么一个，觉得合适。我不知道这个影片的国际反响怎么样？假如说国际的反响还不够的话，是不是里边有一点，你整个影片是个封闭的，自足的，内敛的，在里边就完成了？如果在国际上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的话，是不是因为它跟外边的所谓的大空间、大世界没有一个关联？但我拿不定主意。我觉得这样也很好。我就说这一点看法。 李鹏：在国际上，每个电影节，每年评委的口味是不一样的，每年更新的风格也不一样。今年的真实电影节—— 黎小锋：我报过今年的真实，被拒绝了。 李鹏：为什么？因为去年有很多讲老人的片子。可能因为前两年有大量讲中国老人的、法国老人的，去年拿大奖的也是讲一个老人的片子。可能你亏就亏在这个地方。 黎小锋：一开始对国际电影节的确是抱有希望的，包括这个影片。有个导演还跟我打赌，说肯定能进真实电影节，结果没进，去了韩国的全州电影节。以后会怎么样，我还真不知道。说句实在话，说句良心话，确实不是为了电影节而拍纪录片的，是吧？（掌声） 李鹏：电影节是个好事情，但它更多是个节日。它是为了让更多拍电影的人聚在一起，把一些好的片子放给大家看，起些交流的作用，然后颁发一些所谓的奖啊，但它不是电影节真正的目的。就象你说的，如果我们拍一个纪录片是为了去拿奖，那就不用去拍了。 方旭东：为了机会均等，大家举手，然后我数一下。你，你，还有你，好，那就你了。 观众：非常高兴能看到这么一部有意思的纪录片。我先简单说下我自己的想法：它一以贯之地表现了一对老人的生活，并且截取了她们生活的片断。我觉得一直有您的气场在里边。对于人物现状的不满，一种真的感觉。我想提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您怎样在这样漫长的拍摄中，把摄影机，这样一个存在消解掉，从而让老人的真实状态体现出来？还有，想问一下，您拍的另外三个人的一个简单状况。 黎小锋：第一个问题前面说到了，我回答第二个问题吧。苏州这四户人家，最吸引我的，就是这个老太太和她保姆的故事。因为，她的那种形象啊，气质啊，那股劲啊，我特别有兴趣，也特别能进去，我自己感觉能够焕发灵感一样。有人把拍纪录片的人当成一些劳动者，但我觉得那也是一些需要灵感的劳动者。有的时候，如果你自己的窍没开的话，你跟她们之间肯定是有隔膜的。我特别喜欢那种状态：整个气场，是通的，你能领会那种心灵的语言，没有任何障碍。这个时候我会很激动，觉得很有成就感，回去以后，看了一遍又一遍，觉得活在世上，还是有点意思的。（热烈的掌声）当然，最后还是要看剪辑出来的最终效果。 观众：我不知道你是第几次在公共场合放你的片子。这个片子最有意思的是，从开始到结束，一直笑声不断。我想知道，您作为一个导演， 你是否觉得在每一个点上， 当大家在笑的时候，你听了都会舒服？换句话说，观众对你片子的认同，或者不认同，你是否在意？ 黎小锋：她说到了一个点子上。我一直在场，也听到了很多观众在笑，其实这是个悲剧，为什么大家要把它当成喜剧呢？（众笑） 舒浩仑：我觉得，大家笑，可能是因为这个片子比较压抑，是一种释放的笑。 程波：我觉得这个笑，有的是因为压抑，但也有的是片子本身给的。细节上非常有趣！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她看自己的遗像那场，人在面临自己大限来临之际，看似荒诞地面对自己大限来临的时候，就有一种幽默的调子。布努艾尔临死之前，写过一本传记，叫《我最后的一口气》。 黎小锋：对，也叫《我最后的叹息》。 程波：他就在幻想，有朝一日，我能看到我的追悼会是怎么样的。看到来宾对他的致意之类，他就会放声大笑。我觉得有些东西是片子本身给的。 黎小锋：我也是这么猜想的。我的片子虽然不是一个喜剧，但有些场景，的确能够引发一些笑声。我听到大家有反应，我觉得挺好。我觉得，大家的反应，就跟电影节的态度一样，是可遇不可求的。这是一种缘分。喜欢的人说这个片子很好，不喜欢的提出一大堆问题，我反正都会听着。但别人的意见，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影响不了我。（众人笑，鼓掌）我是一个非常不善于学习的人。 观众：你没有打灯吗？ 黎小锋：我任何地方都没有打灯。但也有一些技巧。做纪录片也不能完成根据现场光线来。有些时候你可以把灯加亮一些。 观众：有的场景，一盏台灯，跟荷兰的油画一样。 方旭东：包括室内的一些静物，都很有油画感。 黎小锋：因为，我对她们家的环境非常熟悉。什么地方，什么角度，我都特别熟悉。拍摄的时候也在想，有没有别的角度？比如，拍孙老师躺在床上，刚才他说的“床戏”，就四个机位，我数过的。有位朋友，崔辰问我，你为什么不从顶上俯拍呢？我说，那样我会把她活活吓死的。如果我能做到，我都有可能去尝试。 观众：老太太说身世时戴那个花帽子，是她故意戴上的，还是你暗示的？ 黎小锋：没有安排。她历来就是这么优雅，这么美丽。也正因为这样，保姆对她有一种很复杂的情感，因为自己出身较低，也没受过什么教育，尽管她说孙老师是多么的吝啬，多么的小气，多么的让她讨厌，但孙老师身上有一种气质，她从来不具备的气质，很吸引她。 观众：老太太很自恋？ 黎小锋：老太太很自恋，但保姆很崇拜她。这也是为什么，保姆受到她那么多折磨，但还不离不弃。这也是个原因。 观众：这老太太的丈夫的一些影像资料，包括旧照片你有吗？ 黎小锋：旧照片？就是照片上的那两只眼睛。（众笑）还有墙上的几幅合影。 观众：这个片子开头非常好，有没有想过，不要中间，就让她讲述？ 黎小锋：那不做成一个《和凤鸣》了？ 观众：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黎小锋：我没有。我不大会做那样的片子。我是个很生动的人，我希望有些场景能让我深深地沉浸在里边，同时我又能够跳出来，让它找到一个脉络，最后能够形成一个整体的效果。 舒浩仑：这个影片是你边拍边剪的？还是最后剪的？ 黎小锋：等于是最后一次剪的。我拍了很多素材，怕它潮掉，买了一个防潮柜，放它十年二十年再说，后来，CNEX在后期资助了我，我就把它剪出来了。 舒浩仑：你有没有想过，把镜头放在当时她们所经历的一些时代的背景上？那个老太太也经历了很多，逃婚啊，动乱啊，有没有想过？ 黎小锋：想过的。老太太年轻的时候不是受过批斗，戴过高帽吗？换一个人，他可能对这些感兴趣。但那些过去的，历史的东西，似乎不是我所擅长的。我擅长的是，是表现一个进行中的故事，一个深深吸引我的人。我尽我可能地去提高我对这个场景的把握能力。我是这样一个人，采取这样一种做法。 李钢跃(影视制作人):里边有两次，老太太知道时间以后还去拨钟，中间也出现了钟声，钟摆，我就想知道，07年以后，她身体好了以后，我比较关心这钟的命运。 黎小锋：百步街的交响曲的确很吸引我，比如，苏州大学钟楼传来的悠扬的钟声，闹钟的滴答声，还有铃铛的声音—— 李钢跃：这里边有没有寓意？ 黎小锋：这也是我的秘密。（众笑） 李钢跃：知道时间，还去拨这钟，有两次出现过—— 黎小锋：她拨钟，是因为钟停了，这倒没有什么深意。 李钢跃：我谈谈我的感觉：这个老太太，她身体不好，还去拨钟，说明她心态还在过去。 黎小锋：本身钟停了，她去调，由此引发出她对保姆的不满，因为保姆连阿拉伯字都不识，这里边没什么花头。但我潜意识里为什么用钟呢？是因为我喜欢钟这个意象，钟啊，铃铛声啊，悠扬的苏州大学的钟楼声音啊。 李钢跃：但我很想知道，07年以后，这个钟的命运。你为什么铺垫了很多很多，最后这个段落里钟又没放进去？ 黎小锋：其实最后的段落里是有钟声呼应的。不过你提醒了我。非常感谢！ 观众：你的拍摄持续了多年。有没有按照时间段，一段一段交代下来？ 黎小锋：对，我是想过，要不要按照年份，通过字幕体现出来。后来，我发觉这样没有意义。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两个时间节点：04年的时候她摔断了腿，整个境遇发生了很大改变；另外，就是到了07年的时候，她突然象一棵老树萌发出新芽，一种生命的奇迹。就这两个节点。其他的时间提示都被我通通去掉了。 余克光 (同济大学传播与艺术学院 教授)：我本来是作为小锋的同事，过来一下，捧个场，但今天我看了一个，我看过的最好的纪录片之一（掌声）。我要给同学说两句：从这片子里我们看到了，选材选得好，就成功了一半。包括人物、故事，戏剧性。刚才大家为什么看了笑？就因为这人物性格里边，她那种，人之将死，她与保姆形成的那种绝配的关系吸引我们一直往前看。再一个，就是作者的态度很重要。前面看着看着，非常揪心的，我也以为，后面就是一个凄凉的结局，但他采取了那样一个结局，老太太又康复了。全场观众都鼓掌，说明全场观众和这个老人已经有个感情的联结了。小锋没有去等老太太死作为结尾，而是选择现在的结尾，说明他有个态度在里边。另外，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中间老太太和保姆发生矛盾，发火，用脚踹，把被子踹掉了，小锋就退出去了，我想，这也因为他有个情感在里边。好！谢谢小锋！（掌声） 黎小锋：对，当老太太把被子踢掉以后，我就不自觉地往外退出去了。这就是本能，或者说，所谓的道德底线。 方旭东：以前我看过一个朋友的片子，拍他祖母弥留之间，他祖母在病中老是抓自己，家里人就把她的手绑起来了。因为是夏天，她都生疮了——当时我就感觉，生命是特别恶心的。而在这个片子里，是因为他有这样优雅的心，所以能看到一些优雅的场景。虽然人生当中也有很多恶心的地方，但他没有刻意去拍。黎小锋这个片子，虽然我不知道它是否如刚才那位所说，是中国纪录片的前五位，但的确非常不错，超过了《夜行人》。这个片子非常圆熟。我和他是朋友，这方面的话不宜多讲，这是第一；第二，他为什么能拍出这么好的片子，应该讲，就是他这样的人，才能做这样的片子。为什么这样说呢？黎小锋这样一种性格，这样一种气质，他写诗，他对于悲剧事物的迷恋，对于伤害的迷恋，这个结尾，恰好反映的出来的是生命反复不已的那种意味。如果她死了，从结构上来讲，都是一个遗憾。最后，她奇迹般地复苏了，这恰恰反映出生命的那种质感。所以，如果大家要拍出好片子，要在自己的气质上，性情上下功夫。 黎小锋 （笑）：那我得声明一下：我不是一颗优雅的心，我是一颗粗砺而善良的心。 方旭东（笑）：我觉得你是有一种感伤主义的气质在里边。好，今天晚上，我们就交流到这里。谢谢大家！（长时间掌声） 主办： 加贺电子集团，同济影像论坛，上海影视文献图书馆 展映协调： 曾庆 符新华 武佳敏 李昕然 记录：陈奕文 整理：田珍兰

      我在大夏书店淘书,偶尔看到一个有趣的书名：《静水流深》,来自西谚:Still waters run deep.作者王圣思，本科阶段曾上过她的外国文学课程，很认真、很负责的那种老师，我记得，分析《奥塞罗》的那篇作业，就收获了她好几行的红色评语。她在序言里说，查出癌症以后，决定给自己编一本集子——我心一沉，没想到啊，癌症怎么就爱找这样的好人。王老师大概也不认识我，我能做的就是买一本她的书。触动我的，还是序言里那段话：“万一有不测，我能给这个世界留下什么？想来想去，只能留下我自己的声音——以语言文字的形式，说明我曾生活过，阅读过，体验过，思考过。”
　　一个月前，与两位朋友在外面喝茶，也聊起过，万一遭遇不测，首先会想到什么？
　　Ｙ先生说，有一回他脖子上长了一个瘤子，医生也一时无法判断是良性恶性，于是夜不能寐，回顾一生，觉得自己也没白过，就是后悔当年失策，没有给妻子留下一个孩子，因为他的妻子一直渴望为他生个孩子，只是因为生存压力太大，才一拖再拖。后来知道虚惊一场，他们也就赶紧要了孩子。
　　Ｘ先生说，有一回他坐飞机去国外采访，起飞不久就发现飞机出了故障，开始倾斜，但还在勉力飞行。他以前看过这方面的报道，知道类似情况下，生还的几率很小。当时，机组人员为了避免混乱，也没有告诉乘客这个消息，他身边的人都在有说有笑，谁也没有意识到即将来临的厄运。Ｘ先生说，在最初的一瞬间，他脑子里一片混乱，但很快，他就产生了一种感恩的心情：在这么多人中，只有他知道自己即将末日来临，那是多大的恩惠啊！于是，他开始念叨生命里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人……当然，Ｘ先生后来幸运地生还了。我猜想，他大概还会继续以一种感恩的心情面对这个世界吧。
　　我当时也讲了两年前的一个切身体会：有段时间心情不大安稳，老是怀疑自己身体里存在某种隐患。做完体检等结果的那几天里，禁不住瞻前顾后，开始为家人的未来担忧。同时检点自身，觉得纪录片留下了很多遗憾，一些文字也没有完成，除此之外，似乎也找不到我在这世界留下的其他印记，于是产生了一种很强烈的幻灭感。
　　也是虚惊一场后，突然有了一个心得，假如明天末日来临，永远都别把自己当作幸存者，这样我们做事情就会更努力，更投入，而不会有什么保留了。

影像现场：黎小锋纪录片《夜行人》上海放映讨论(文字记录)

时间：2007年3月17日 下午2时－5时
地点：上海市虹口区乍浦路245号二楼学术报告厅（虹口区）
主创人员到场:黎小锋 贾 恺
嘉宾：
陈嘉映（学者）
宋  崇（导演）
海力洪（作家）
应  亮（导演）
彭  珊（制片）
崔  辰（电影12+策展人)
鲍剑文 (TF总监)
策划\主持：卡夫卡·陆, 武佳敏
主办：上海市影视文献图书馆
协办：北京现象工作室
感谢上海市虹口区图书馆对于活动的大力支持

观众：黎小锋导演，想问一下，这部片子提到弱势群体的卖唱，然后知道去年刚获得中国影人年度大奖的张伟杰导演，他的题材也是关于卖唱的。他的片子叫《闲着》。请问你的这个卖唱题材和那个片子有什么不同吗？
黎小锋：张伟杰的《干妈》我看到过的，但这个《闲着》我没看到过。所以不好说。
卡夫卡·陆：我觉得,黎小锋导演给我的最大的感动，是他影片里的人文关怀精神。他取舍的镜头里边，给人一种光明的\阳光的东西，这是一个社会所必须的。其实,我也在我的博客里说过，纪录真实，或者将镜头对准一些弱势群体，这很容易.但你怎样给一个弱势群体希望，这是一个中国纪录片导演的责任。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小锋,你谈谈自己的创作过程吧?
黎小锋：这个片子是在5年前拍摄的，当时我正在给北京台做短片,然后看到这么一对卖唱的搭档，在积水潭的地铁里，觉得挺好奇，两个盲人在一起，怎么分钱呢?那个时候我正好对人和人的信任产生了怀疑，我就很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分钱的。就从这么一个很小的念头开始，我去跟踪他们，尽最大的可能性去说服他们。费了很大的劲,他们终于同意了，然后我们就买了机器，在他们家附近住下来了，一拍就是两年，拍到第四个星期的时候,我们的想法就改变了:觉得就拍人和人的信任还不够，这个时候我更关注人的命运问题，我觉得人的命运是最打动我的，而且很短的是时间是拍不出来的，于是我们就在他们家附近住下来了。这两年间,还是做了不少努力吧.我们是拍得很用心的，可以说是用虔诚的心态去拍摄的，而且，我觉得，通过这么长时间的拍摄，确实能让人的命运自然浮现出来。我不知道大家想得到什么，我只是希望大家都能有所收获吧.我也希望大家能给我们提出建议，因为我后面还在做新的片子.实际上，在2001年前后，我们同时开拍了三个片子,到现在已经完成了第二个，也是个长片，第三个大概还得剪个两年。这样,在9年里我们可以拿出三个长片来.
卡夫卡·陆：谁有问题，关于独立制片,关于纪录片,都可以提，上面都是专家。大家也可以谈到你们感兴趣的话题，包括纪录片之外的。
观众:我想知道,她最终拿到了那些钱吗?
黎小锋：其实她的官司，开始就打赢了，只是没法执行，她就是拿不回自己的钱.
女生:我觉得对人来说，要多一份自我保护。这是一个人和人之间的问题。
卡夫卡·陆：其实这是一个个体和个体之间的问题。我觉得你首先信任别人，才有可能让别人来信任你。你不做出这种姿态，别人很难相信你。你做出这种姿态，或许收获得不好，或许你能收获得很好。这是个人心态的问题。我们请黎小锋先生的太太贾老师说话。
黎小锋：她是这个片子的制片人和剪辑,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她由于对我有点盲目信任，很多时候可能过于相信我了，我的有些掌控未必是合理的,这也是我心里不是特别自信的地方。
贾恺:这个片子从拍摄到剪辑,我们花费了很长的时间，很多时间很多精力都在里边。我不知道从哪里说起，有什么问题我或许可以回答。
陈嘉映：我要说，我非常非常喜欢这部片子.黎小锋刚才问，我们能够从这个片子里得到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有很多感觉，但没办法说什么来。我有很多问题，可以问你，也可以问他，这个片子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非常的吸引人，差不多象是有个故事一样，这是很难想象的。好象有好几条故事的线索穿插在里头,有起伏,有波折，这是你们事先想到的，还是在剪辑的时候想到的?
贾恺:小锋,你来回答吧.
黎小锋：其实，我特别感觉到性格决定命运。鲍阿姨的生活历程,她的命运轨迹,在接触她一个月以后，就能感受到的。实际上，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在我们的预料之中的。她一直是在划一个一个圆圈.(比画)她划到这里时,肯定会往下走的。但我们只是旁观者,我们知道她会这么走，但也没有资格去提醒她:哎呀，鲍阿姨你不能这样，你又要上当的，你又要吃亏的。但她肯定会这样走的。而且在上了当,吃了亏以后，形成一种更强烈的心理反弹,对这个世界，对这些人，她会更仇恨，包括对我们,她也会不信任。拍这个片子,我就特别深刻地感觉到，人啊，真是性格决定命运。这真是无力挣脱的。但最可贵的是什么呢，是这个阿姨她从不认命,她觉得自己还可以最后一搏,挽转整个败局.这是她最让我敬佩的地方。
宋崇:今天看这片子,我是很震撼的。我是做电影的，而且是以故事片为主,也拍电视剧的。对纪录片不是关注很多。因为最近在同济大学和交大教电影嘛,所以我还曾请黎小锋老师给我们学生讲课。我第一感觉，这么好的片子,要让我们的学生看到它.所以，我首先非常感谢他，也祝贺他，向他学习。
黎小锋：哪里!谢谢!
宋崇:他这个片子里的人文关怀，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看到了故事片的衰落，无极,无极,无聊之极.为什么无聊之极?就是没有人文关怀。相反，大量的中国纪录片,走向民间，走向底层,走向弱势群体，这种对人文关怀，对中国的电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里还需要很多艰难的开拓.第二个，我赞赏他这种毅力和精神，敢于寂寞。为什么我们电视台拍不出很好的纪录片?一个是宣传的需要，官方的需要，话语权的问题，而没有独立的个性.黎小锋这个片子,非常有个人风格。非常有个性。再一个,电视台的纪录片人，非常浮躁，他们选个题材，是不是马上能拍好，马上能放，马上能见效益?不大可能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跟踪一个题材.这里边春夏秋冬都有，孩子从读书、休学又去读书，有很多复杂的过程，这是需要非常寂寞的心气,是个耐得住寂寞，艰苦创作的过程。这对于一个纪录片工作者来讲,是非常令人敬佩的……
应亮：看小锋的电影，这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是在电影节放，当时的感觉就很好。他的片子有一个很平和的视点，跟很多其他独立纪录片，有很不同的地方，经过这一年，我和小锋有很多接触，他喜欢关注一些貌似平常的人和生活，并不在题材上做过多的钻营和猎取，这未必是坏事。中国有很多值得关心的题材，这些题材并没有好坏之分。小锋这人，是个平视视点的人，去拍平实的生活。我第一次看，就觉得很有意思。后来他给我DVD，我又看了DVD，今天是第三次看。是很值得尊敬的。只要做纪录片的，愿意通过纪录片去反映真实生活，既把自己的看法传递出来，又有对社会的很好的纪录，象他这样的片子再过10年20年，会越来越有价值。我是做剧情片的。做剧情片的人在他面前就会很惭愧。面对一种真实的影象和立场，值得我们学习。用纪录片去发出声音，承担社会责任，甚至去解决社会问题的可能性，比剧情片要大得多。
陈嘉映：我本来没准备发言。第一，我非常喜欢这部片子，刚才那位宋导演也说了这片子剪得，或者说做得非常流畅，我看的纪录片不是很多，但比我看的其他纪录片来说，更有故事，更能作为一个故事片那样来吸引人。这对我们这些外行的一般观众，是不是也蛮重要的？爱看！从开始到结束，眼睛就一直没法离开这屏幕，而有的纪录片比较片段。另外就是，刚才宋导演说了很多，他是做这个的，表达得比较好，我在看的时候也有感觉，比如里头包含了很多的故事，比如撞车的故事，上学的故事，内涵都是很丰富的……唱歌的镜头剪在里面的不多，比如唱山楂树，唱到一半的时候，有人给钱，被打断了，又唱了半句，又被打断了，正好唱到高音，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上得去的时候，又被打断了。那种戏剧效果非常强烈，你几乎很难想象这是一个纪录片。
观众：听说你还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博士，师从作家王晓玉？
黎小锋：对。很幸运的是，我的硕导、博导都非常支持我。王晓玉老师是我非常尊敬的人。
观众：刚才你提到梅索斯兄弟的《灰色花园》是关于一对母女的，你拍的《夜行人》也是关于一对母女的，请问你作品的主题和《灰色花园》主题有什么不同？
黎小锋：《灰色花园》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纪录片。它的主题是什么，我的主题是什么？其实我特别不善于去作比较。它的镜头特别鲜活，一下子就能逼近人的心灵，就感觉这个拍摄者和被摄者之间，没有障碍，一下子就打通了，这种感觉非常好。我喜欢鲜活的感觉，也许《灰色花园》真正给我的那种启发，可能在一些场景里边。比如怎样体现一个场景，这个场景传达了什么样的氛围，这个对我启发很大的。至于它是什么主题，我倒还没有认真去想过。
卡夫卡·陆：还有什么问题吗？
观众：我想问一下，关于独立制片的事情，我记得早前在2000年中国第一部独立的影片，好象是《我最中意的冬天》，花了100万拍的片子，他们讲的是中年人的故事，在公众电影院上演了。无论票房和公众反响似乎不太好。大家关注它只是独立影片。而相反中国纪录片，却是在民间比较盛行。然后你们对这个怎么看的。另外说我看了你的简历，一开始并不是都从事传媒方面的，只是在读研究生、博士生这个时候开始的。你当时为什么改为选择这条道路的，然后你后来拍一部纪录片从头到尾要花4—5年，甚至更多时间。这之间遇到困难，你想过放弃没有，我看到过一些导演，贾樟柯他们拍片子的时候，遇到困难却想过放弃，但最后都挺过来了。那个时候你有没有这个状态?你拍《夜行人》时花了两年的时间，在这中间拍了很多的镜头，而且我觉得拍得比较客观的。比如骂女儿，你并没有劝解她们的意思，而是客观的拍摄下来了。你是怎样保持这个心态的？谢谢。
黎小锋：你说的孟奇导演我们在北京见过，当时联系他在北师大做放映。那时我还没做纪录片。他确实是花了100万。听说（放映会上）其他片子才花几万块钱，他心理有些不平衡。他说我是胶片，人家是DV的。印象特别深。但过了好多年后，到今天，胶片也好，DV也好，真的是在一个平台上了，大家不会再去计较，再去就媒介本身说事了。重要的在于作品本身。是吗？我又要说到应亮的《背鸭子的男孩》，他就花了3万块钱，在国际电影节和那些胶片电影是同一块银幕一起放映的。大家也没有说DV不好，说不定大家给他的掌声比那些胶片的多……你问独立制片的主要意思是什么呢？
陈嘉映：她是不是想问前途怎么样？
卡夫卡·陆：这个问题我代黎小锋回答，我是电影做发行的。独立制片必须要有个平台，独立院线体制。但是你们也知道，中国有那么多的院线，无论有多少银幕，但放映的电影都是一致的，就是说中国没有完善的院线体制，那么独立制片永远是捉襟见肘，他找不到银幕放。所以这是个随着体制的改革，随着民营体制的进入，随着电影制度的改革，将来我相信，独立制片是很大的一块市场。因为有很多人愿意去看不一样的电影。不是好莱坞，不是大片。但这需要时间，我个人认为起码五年之内不会产生一个很好的放映效果。因为我们的院线体制永远是，因为院线体制要生存，所以他必然放大片。然后国家又不给独立制片院线扶持的话。院线不愿放独立影片，所以这不是院线的问题，而是文艺机制的问题。社会将来会解决的，相信未来。
陈嘉映：但你认为国家会支持独立制片吗？
卡夫卡·陆：会的，这在我的博客上，有一句话就是任何一个纪录片导演，就象拿黎小锋作品和瓦尔达的纪录片去比，我说任何一个纪录片导演，首先他的作品都是爱国的，他们都是怀着悲悯心和爱国心。如果你要表达愤怒是很容易的，但是你怎么在法律赋予的权利下，表达最大程度的悲悯，表达对弱势群体的关怀。这是技术，这需要时间。前几天我在莫干山路遇到一个艺术家说，现在的小孩拍DV记录片两个月就能剪出一个片子来.和黎小锋导演的片子相比,完全明白他们怎样拍,黎小锋怎样拍.时间决定一个纪录片的厚重.这需要一个人的耐心,一种责任感.就象宋崇导演的那个《快乐的单身汉》,它留下了80年代的记忆……
崔辰：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采访了黎小锋，结果就跟他，还有他的太太都成为了好朋友，一直到现在。我本人觉得黎小锋的纪录片非常好，有人说，有的导演你需要去了解的话，是要去看他的片子，而不是和他交流。黎小锋就是这样的导演。通过这么短时间的接触。大家可以发现，他不是一个善于言辞的导演，但他是一个用百分之百的努力去拍片的导演，他最值得尊重的一点，就是对他的拍摄对象非常的尊重。他不会用自己的观点去要求他们做一些行动。不会预先设定一个结构，然后把拍摄对象放进去。用一个比喻，他就象在拍摄一条河流，这条河流从表面上看不出它的特别来，和平静，在流淌，但他可以跟着这条河流一直走一直走。拍到它最波涛汹涌的地方，和它最低潮的地方。他都会认真地把它纪录下来，表现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导演，是非常值得我们尊重的。一个导演善于阐释，当然也是一个特点。象贾樟柯，你看完他的片子，然后听他阐述，会扩大你的理解。但你只要很认真看黎小锋的片子，你能感受到很多。我知道黎小锋在拍纪录片之前，比较早的时候，是一个文学青年，写过很多诗歌。我也看过他写的诗，我觉得写得很好，可惜今天没把它带过来，带过来真想给大家念一段。他拍一个片子也是这样，有诗歌的感性在里面。我看鲍阿姨这种感觉，她象一个希腊悲剧（里的人物），她心比天高，可是命运又决定了她不能做一些很强大的事情。我刚才在外面聊天时说，这个鲍阿姨就象《时尚女魔头》里的米兰达一样，是那种女强人类型，但她又做不到。所以就象希腊悲剧那样，她是一种悲剧性的命运。也就是因为黎小锋这种关注，和他非常真实，又非常尊重（人）的那种拍摄方式，所以他才能表现出她命运的暗流，和她周围人的特别微妙的关系，都能从片子中体现出来。没有每天的关注，这种东西是很难表现出来的。这点是很让人赞叹的。我也问过黎小锋，拍完这个片子，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他说，我结婚了，我娶了一个好太太。这也是她夫人的支持，和两个人合作的结果。这是他第一部长片，以后他应该能拍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大家可以一直关注黎小锋.刚才有个观众说，这个片子与张伟杰的<闲着>有什么不一样。她可能喜欢这种比较的视角.我前两天刚看完这个<闲着>,可能也将成为我的下一个采访对象。它们在题材上的确有共性，拍的都是那些在街头卖唱的艺人。其中两个人,也是有残疾的。但是同样的拍摄对象，可以拍出一百个不同的主题来。黎小锋这个片子,我个人感觉是拍命运，以及这个人所有的生命的质感。而张伟杰这个片子,比较关注人和社会碰撞的关系。那个片子也很不错，它的结构富有文学剧本的色彩。这种比较的视角,也是我们谈论问题，研究问题的一种方式。但我觉得黎小锋这个片子和他个人的气质有一种相承的关系,有一种诗歌的感觉。张伟杰的那个片子是一个富有文学色彩的哲学的抒写。象一篇很有文学色彩的带有哲理的文章.这是我个人的感觉，谢谢!
观众:黎小锋导演，我想问一下,这部片子迄今以来的受众群和推广方式?
黎小锋:受众的话，主要也是象你们这样的人。(众笑)在高校里放过很多回,还有北京、上海、广州也都放过，还有国外。我们可能会在今年或者明年，做DVD的发行。以书附碟的形式。
陈嘉映：书是什么书呢？
黎小锋：就是我这么多年拍摄的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包括香山盲人社区一些背景资料，我拍了有几十个小时。
贾恺:还有拍摄心得什么的.
黎小锋：对,我们都记录下来了。还包括大家的一些看法。比如前段时间，电影学院的司徒老师，年纪那么大了，还写信来鼓励我继续拍下去。这些放在了里边，能够使书更丰富一些吧。
夏燕飞:我觉得这个普通的电影里藏了很多哲学道理。并不是它没有，而是大家没有看出来而已。比如她唱的所有的歌,还有她一直在等待她的心上人,唱着山楂树.这都是相呼应的。还有一个哲学道理，存在就是为了被消灭.作为这个影片的主体一直到结束。还有一个哲学道理，就是她(鲍)的生活取决于她意志的抉择,而不是别的。她错了，还照样去做。在片尾,当她劝告她女儿不要因为颈椎问题去追究另一个人的时候，也是一个很浅的哲学道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出来，只有在她那种生活状态下才能做出来。我觉得就是在很普通的东西里告诉大家一个哲学道理，并不是大家都能看出来。就这么简单。
卡夫卡·陆:生活充满智慧.
黎小锋:我今天不敢谈哲学，因为身边就坐着一个哲学家。陈老师，要不您和他谈谈哲学吧?(众笑)
陈嘉映:真不好意思。我虽然是学哲学的，教哲学的，但也不大懂得哲学道理。（众笑）
观众：我想问一下黎导演，关于拍摄者和被摄者之间关系的问题。你刚才说到你很喜欢在拍摄过程中那种一瞬间互通的感觉。我想问一下你在拍摄《夜行人》的过程中，你是怎样找到那种互通的感觉，用了多长的时间？有的时候，我觉得虽然接近了这样一群人，但并没有真正走近他们。
黎小锋：这个问得非常好。实际上是这样的，我经常能在她们家感受到那种互通的感觉，好象一下子没有任何障碍了，或者说，有个气场吧。你能感应她，你能听到她的呼吸和心跳。她也能听到我的呼吸和心跳。真有这种时候。但是有个什么问题呢？纪录片能不能把这些传达给观众，观众能不能感受这种无障碍，感受到这种气场，这就是一个剪辑的技巧或者能力了。我们做纪录片，前期拍摄后期剪辑的时候，都是为了把这些东西准确地传达出来。
卡夫卡·陆:其实，我觉得纪录片是一种缘分，你不是去窥视别人的生活，你把自己当成他生活的一部分，不要有太多的主观介入，让别人平凡地生活着，你就平凡地记录着。在无数的平凡中，你会发现闪光点。就象我刚才说的，生活里充满着智慧。
鲍剑文：在对话中，拍出了残疾人的敏感和固执。比如她被人家借了钱，她想立字据，觉得不该强迫她，有点求着她的意思，我觉得都拍得很好。请问你下一部准备拍什么？
黎小锋：应该说我一直在拍，只是什么时候完成它们而已。我第二个长片是关于陕北的两个三轮车夫，他们在四年前把孩子送上了远方的大学。四年过去了，他们的大孩子开始找工作，而最小的孩子又开始考大学。我又继续进行了跟拍。我2006年主要就是拍这个东西，三月份，也就是在最近终于完成了。其实我的视角一直没有很大的变化，我们一直关注的都是这样的人。这种人能够唤起我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而从那两个送孩子上大学的父母，也能看到我自己父母的印记。我从他们的孩子身上，也能看到我自己。所以我和他们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拍起来觉得很自然，很能沟通，拍起来一点不累，很舒服。这也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情感记忆。
观众：你选择的题材，似乎都跟弱势群体有关，你有没有想过去突破一下？
黎小锋：你说得也是，我最近的三个长片都与你们所说的弱势群体有关，但我们在拍他们的时候，还真没到他们是弱势群体。比如，鲍阿姨就觉得我们是弱势群体。外地学生，在北京，每个月领２００块钱的津贴，（从经济角度）也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吧？她甚至经常问：我要不要借点钱你？当然，每次都被我们断然拒绝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都接触这样的人，可能跟我自己的出身啊背景有关系。
陈嘉映：从一个特别的角度——不知与刚才那位同学的提问有没有关系——比如说你要去拍强势群体，比如姜文啊，潘石屹啊，或者哪个省长啊，他一天都在镜头前，基本上都有表演性。
黎小锋：对，陈老师说得很现实，这些社会的利益阶层，为了维护他们的即得利益，他们是不会展现他们真实的一面的，他们不会让我拍，我也不想拍他们。最后没法沟通。倒是那些处于社会弱势的那些人，他们觉得跟我的沟通很自然，说不定我的拍摄还挺有作用的，比如说象鲍阿姨就说了，象我们拍的素材，那么一百几十个小时，以后都可以作为她打官司的证据呢！她是在利用我们呢！（众笑）
宋崇：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这个片子一个最大的特点，这里边的人物，在镜头面前都非常自然，非常真实。我们天天跟演员打交道，看片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让演员来演，是演不到这个份上的。这里边就有一个很大的功力，拍摄者和被摄者之间，怎样才能做到自然，松弛，感觉镜头不存在。这在纪录片里是非常难的。而他通过两年的磨合，最后人家也把他当成了一家人。艺术的力量在于真实，他创造了这么一个真实的东西，是非常不容易的。
黎小锋：谢谢！我正好可以补充一下，这个话题我也有点话说。我在外面放映时，有个问题经常会被问到：你是怎么和他们接近的，他们怎样才会信任你？其实，我就是长期关注他们,也不太把自己当回事，比如，当成什么博士啊，导演啊，你就把自己当成一个人，很想了解他们的生活。他对你也有兴趣，然后就这么互动，自然就成了。我的几个题材，都不是电视台的人所要的题材。但我觉得我能把它们做好，这可能就因为我是长期关注他们吧。
陈嘉映：我补充一句，你和被摄者的那种平视的关系，可能是跟一个人的天性有关。这还真不是做出来的。一时二时能做出来，一年两年我觉得很难。
观众：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相对于商业片导演，你是不是有一种优越感，一种高傲的、孤独的优越感？
黎小锋：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劳动者，一个纪录片劳动者。在开“首届纪录片青年导演论坛”的时候，我说我就是一个谦卑的在场者。我一直是这么一个态度。我不关注那些商业片导演在想什么，但有一点我是明白的，做一个纪录片，尽量让自己接近一个知识分子。我还不能说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我大概算个知识青年吧。我希望能尽量保持一种独立的判断，也包括一种批判的眼光，尽量用自己的良心去拍摄。这可能说得很玄。
海力洪：今天看了这个片子，非常兴奋，我是一个商业片的爱好者，好莱坞大片很喜欢看，纪录片看得很少。今天看了以后大吃一惊，在这个片子里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文学性，象我知道的话，小锋是一个非常好的诗人，非常好的小说家。从这个片子里，我就能看到文学对独立电影，对纪录片这种形式的影响。具体来说，我看到了两点，他把一个诗人对他拍摄对象的想象的投射，他有非常好的意象。大家回想一下，当鲍阿姨走到风雨之中那种画面，非常精彩——
陈嘉映：对，还有那个秋天。
海力洪：还有那个智障女孩，她白色的皮肤，黑色的眉毛，都是非常好的诗歌意象。我看了以后都非常的感动；还有一个，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小说家，他有一种小说家的对这个世界，对人和人的关系的理解。就是在最平凡的事物里面，他能看到一种冲突。在这一个半小时里，有几个大的事件，还有无数的小的事件，我都从里面看到了冲突。人和人之间的冲突，人和这个世界的冲突。这些东西都是一些非常正统的、非常纯粹的小说家的技法。在这个片子里面，大家已经对这个片子有很多的赞美，我就不想过多地从内容方面来谈，我想这个片子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它的文学性，它有一种形式方面的创造。小锋是个真正平和的人，这点我非常喜欢。今天我是第一次和他见面。从他的作品里，看到了这样一个东西。我记得在文学和艺术领域谈论先锋性，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但我觉得文学艺术还是需要这样的一个东西。在我看了很多商业片以后，发现影象呈现已经有了一套固定的商业的手法，小锋作为一个诗人一个小说家创造出一个纪录片形式，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而且，真正的先锋，是不张扬，不过激，对艺术有深入思考的这样一个人。我对他的未来作品抱了很大期望，希望他有新作的时候还会继续邀请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观摩。谢谢！

（TF网站徐菁\夏燕飞提供记录，李复兰女士整理,补充中）

                南人北相:我所遭遇的人生错位之一

“我觉得你啊，你的精神气质，你的行为举止，甚至你血流的速度，都和你生活的这个城市格格不入。”
2006年，在上海，一个国外来的朋友，X先生很诚恳地说。
我也很诚恳地请教X先生：“那你说，什么地方比较适合我？”
“北方有个小岛，上面没有人家，你可以种菜养花……”
天哪！这个玩笑也开得太大了吧——我给人的印象，难道就适合做一个荒岛上的野人？

2003年，在北京，作家P向他当时的爱人解释，为什么我和他年龄差了十几岁，说话还常能说到一块儿去：“南人北相。我们都是南人北相。”他35岁从南方辞职，去了一个更南的开放地方下海，生意没做好，成就了小说一大堆。四十多岁了，决定定居北京。他认为我也应该象他那样在北京发展。因此，当我告诉他，我们准备把家安在上海时，他简直是惊愕莫名，仿佛已经看到我跟在别人屁股后面，挨着个儿往黄浦江里跳。
还好，在上海生活四年了，虽然迄今为止，我所有的纪录片选题都跟上海无关，但日子还过得去，没有想过要去跳黄浦江。

2007年夏天，在湘西腹地，一路野山野岭，野风野水，天高地大人小，心旷神怡。
在凤凰城，买了一本沈从文的故乡随笔，一路颠簸着回来。突然回忆起多年来遭遇的湘赣人士种种，略有所思。
若论南北，湘赣恰好居中。望好处说，有南人的精明细致，也有北人的雄浑大气，心怀天下，“赤膊鸡为水中鸭子操心”——意思是，大冷天里，赤膊鸡自己毛都掉光了，还操心水里的鸭子会不会被冻着；
往坏处说，就是常常忘了自己是谁——

就在数日前，上海五角场的景观彩蛋附近，某个华丽商厦门口，两个中年民工探头探脑地要往里走，被门卫挡住，门卫只一句话，就把两人说矮了一大截，很萎顿地转过了身。我追出两步，问：门卫说什么了？两人苦笑了一下，无言，默默走了。人家无非就是用眼睛占有一下繁华都市的光鲜表皮，作为以后回乡的一点谈资。也不能因为买不起名牌，就不让人家进去吧。
我喝问门卫：你凭什么不让他们进去？！
门卫和颜悦色地说：先生，对不起呵，我们商厦规定，穿拖鞋不能进去的。不好意思啊，先生。
这个态度，这个态度真是好得没话说！真该向门卫致敬！
我收拾好一脸匪气，扫了一眼自己脚下——
还好，穿的不是拖鞋。

秋凉以后，忽然怀念起北京香山附近，那一望无际的蓝天和无所不在的虫鸣。鲍和杨，已经遥远的苏联怀旧歌曲。植物园的草地上，巴掌大一块一块的阳光，又在往下掉吧？或者，北相者应该回到北方去？但一想到那种从里到外的干燥，不免有些发怵：
在北方，在冬天，本人嘴唇总是裂痕道道，不敢吃辣也就罢了，尤其怕人逗我大笑——一笑就皮肉撕裂，满嘴是血，而且血流不止！

         回乡数日，整理残稿若干。梧桐叶子落了一地，我也重拾一番青春期记忆。

——黎小锋

一 乡村毒药

                        

当季候之钟

指向二十四节气上的某个日子

我的姨公 以及生活在农历里的其他乡亲

就会现身在长长的红土路上——

阳光填满他们额头的皱纹

也驱散了新衣摺痕里

陈年的樟脑味道

他们手上夹着卷烟

肩上挎个粗眼网袋

走在红土路上

回来啦？

回来啦！

不住了？

不住了！

他们悠闲地吐了口烟

和一路遇到的乡亲打着招呼

谈论稻子的长势

谈论逢五逢十的集市上

准备添置的农具

想起还没修好的谷仓

匆匆加快了步子

  他们的孙子孙女

还有一条摇尾巴的黑狗

远远就迎上来了

小手同时伸向爷爷背上的网袋

网袋里有新编的蝈蝈笼子

果林捡来的甜枣

亲戚回赠的礼物

（诸如红薯片、冻米糖、腌姜片之类）

当小手们伸向那瓶“补脑汁”时

却被爷爷小心地抢下

摆放在堂屋的八仙桌上

（无意间，我瞥见过上面的生产日期

还是七、八年前出品）

  多少年来 这些过期礼品

在乡亲的粗眼网袋里

被塞进去又拿出来

拿出来又塞进去

它们是这世界上

最甜蜜最温馨的毒药

流传在红土路上

麻醉着我的乡思

二 乡村口音

“一二一，一二一

一二三四…”

听得出来 教官的乡村口音

饱满粗野

当然 远远不及他在家乡旷野上

挥鞭吆喝时那么来劲

手臂擦动军服

步伐整齐一致

都是一群好样的

这让我想起风刮过玉米地时

叶子同时呈现的某种姿势

 

脚步嘎然而止

教官发出“立正”指令

我躲在阳台后面

偷偷喊了一声“齐步走！”

可以想象 牛羊们杂沓的蹄声

搅动了校园林荫道上的灰尘

其实我只是开了一个玩笑

在高高耸立的方言这边

我操着和教官一样的乡村口音

三  乡村爱情

这时已接近黄昏

我的妻子坐在前院

衣襟被热风掀开

一线阳光镀亮了她鼓胀的乳房

同时也镀亮了我儿子饱满的额头

我的妻子低眉顺眼地看着怀里

感受儿子小嘴拱动的力量

偶尔她会瞟一眼门外的路

然后又看看儿子

目光无比安详

这个时候

我正扬起手中的瓢

浇着院墙外的老葡萄藤

藤上结满紫晶的奶嘴
一个比一个丰肥

我怀着秘密的喜悦

摘了一颗藏在手心

今天夜里

我将用葡萄贿赂我的儿子

赎回我的新娘

    多年前，我在苏州工作，有次陪一个同事返回单位时，同事被拦住了——门卫个儿不高，很客气地请同事出示证件。有趣的是，他一挥手就让我进了。
      验证完毕，同事良久无话。
      另外一次，我又和这个同事一起回单位，他又被那个门卫拦住了。奇怪得很！我们单位绝对不是什么安保区域，从来没人闲得发慌检查什么证件。
     同事追上我，恨恨地说，那小子，见我一次，就查我一次证件。
     我笑：你什么时候得罪他了吧？
     同事说，我那里知道！他每次都是客客气气地要看证件，客气得呢！我还真拿他没办法。
     不幸的是，同事的家离那个门近。
     不管进出有多频繁，门卫都要客客气气地请他出示证件。
      同事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掏他的证件。   
      后来，只要看到那门卫在，他掉头就走，绕个大弯，舍近求远，从另外一个门进出。
     那个门卫调走好久以后，他进出大门前，还会习惯性地驻步,抬眼,观察良久。
     都有些神经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