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 闷片耐看

    不知什么原因,早几年一出上海站，那些蓬头垢面、发肥体瘦、袖短手长的小孩,不管我身边有谁,一低头冲过来,大都会准确地抱住我的大腿;那些横个行李包站在路口，嗫嚅地说自己丢了车票、没找着亲眷、出了急事要借手机打个电话的人，不找衣着光鲜、大腹便便的来往行人，偏偏都会毫不含糊地扯住我的衣角——我问家人，难道我脸上刻了字？
     家人笑曰：谁叫你长得那么苦大仇深的，象一“苦根”！
     苦大仇深的我，起码也为自己的长相沾了一些光，比如在纪录片方面：
    与被摄对象沟通起来比较容易：人家瞄上一眼，就知道这人来自底层，八成厚道，稳重，可靠；
     与做纪录片的人打交道也方便：人家一看我在场面上那副拙于辞令的样子，立马就猜测，这人大概只会抖落几句真话。
     于是乎，免不了在某些地方，被要求吐露一点动真格儿的。
     对纪录片，我总是充满天然的好奇心，不管来自老炮还是新手，一般都愿意看，而且看完。如果兴头来了，也愿意作为观众饶上一通。我这人极端感性，也就爱七鳞八爪地发些随感。
     一年前，在合肥参加第三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就在上火车前的最后两个小时，非常荣幸地在一个茶餐厅里和纪录片人季丹聊了一通她的纪录片《地上流云》(110分钟)。该片在合肥放映时甚至还没上字幕，看得非常辛苦。前半部分讲一对老年夫妇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儿子云在外出了事，据说被判了刑。老夫妇也没怎么谈论他们的儿子，照常吃饭，劳作，生活周而复始。后半部分，云从监狱里回到了父母身边，他想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但云已非云，水已非水，最后不得不选择了离开。有一段，做父亲的窥见儿子在练一种新奇玩意哑铃，很好奇，但也没敢问,很有人生的况味。
      季老师问我看得怎么样？
      我照直说了：前半部分，差点把我活活闷死过去。相形之下，她以前的《贡布的幸福生活》真是相当生动。但《地上流云》闷得也有它的道理——正是这种闷，这种日常生活的不断重复，这种压抑情绪的不断积累，才使得后部分云回来后，他与父母的情感交流、他的内心世界，变得可触可摸，进而汇聚成一股很强的力量。
     听说后来又编了一个版本，据说比以前“好看”。
     为什么非要“好看”呢。说这话有种自虐狂倾向。我没敢胡说，毕竟没看到那个新版本。但旧版《地上流云》留下的情感冲击仍然久久难忘。
     2007年初，我在郭静、柯丁丁这两位纪录片人的工作室看到了他们的新片，关于上海一对年轻恋人，他们的生活方式与父母的生活方式所形成的一种映照。看完他们的故事，不能不反思自己的生活态度以及对金钱、对幸福的理解。这个影片也拍得波澜不惊。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在镜头里不厌其烦地被重复着，一遍又一遍。作者的心态真是很稳，一切都是如此缓慢地进入，如此缓慢地展开，因此，在很多时候，你不得不忍受它的沉闷。难得的是，最后它能够恰如其分地收拢，给予观众重重一击！
     4月份，我在另一个场合看到该片时，忍不住大发感慨：闷片的一大好处，就是耐看！说这话，真是一点贬义没有。但柯老师自己却开始检讨起来，说有两个地方，他自己也觉得太长。
     这两位上海纪录片人前面的《盛夏的果实》(150分钟)、《马戏学校》，同样品质优良，不容忽视。
     5月份，在南京第四届独立影象年度展上，我将返程时间推迟了半天，提着旅行包赶到南京大学去看了纪录片《三里洞》(170分钟)——头天晚上，在半坡咖啡馆，我和该片作者，纪录片人林鑫先生进行过一些交谈，对他在艰辛中不断摸索的人生态度非常欣赏.或许是连续两天的影象饕餮让我有些生理疲倦，或许是因为那些从上海到铜川的年老矿工的生命遭际与我有着很大的距离，或许因为矿工们的讲述存在很多重复，坐在林鑫先生身边，我发现自己跌入了沉闷的大布袋中。
     闷片自有闷片的看法，那就是把头靠在椅背上，身体尽量松弛一些——2003年在北师大看《铁西区》，9个多小时，也就是这么打发过去的。问题是，放映现场没有高高的椅背，我又不好趴在桌子上，于是边看边小声向林鑫先生请教，那个镜头为什么要摇过去呢？这段采访，为什么要贴一些外景？林鑫先生向我解释了他的创作意图，同时反复强调他在技术上是非常业余的。我赶紧打住。慢慢地，我开始进入到《三里洞》的情境中去了，一些矿工的讲述是非常精彩的，提供了一种异样的生命体验与时代证词。尤其到最后，做儿子的去寻访死去多年的父亲，那种感情非常令人震撼——而身边的林鑫先生情绪失控，开始抽泣。这让我非常不安。在与观众交流时，林鑫先生一再陷入哽咽之中。他对这个影片用情很深。
    中间，林鑫先生说到自己的制作经历，非常谦逊地说，某某某导演刚才就找出他好多技术问题——
     我在底下如在针毡。我问他问题，只是怕自己睡过去。但人家如此动情，我还如此多嘴，简直是丧失人类的基本良知了（多日后向郭熙志先生复述，脸还一阵阵发烧）！
    趁着去讲台底下拿旅行包的机会（离列车发车时间只有一个半小时了），我赶紧向大家声明了一下，大意是看完林老师(其实人家姓朱)的纪录片，在最后被深深震撼了，觉得谈论什么技术问题真是愚蠢。在这种震撼面前，技术是个狗屁，不值一提，云云。
     好在黄冬博士就林鑫先生在电影语言方面的探索进行了肯定,否则，又要给观众形成新的误解了。
     我为什么总是被语言驱赶？说技术是个狗屁，有些矫枉过正了吧。

     但从此得出一条教训：无论看什么影片，一定要全部看完以后再吭气，如果你打算吭气的话。
    有的闷片闷得没道理，很低级;有的闷片闷得有道理，很高级。很高级的闷片是需要功力的。如果不能执着一念,牢牢把住根本，如果没有一种自信心和控制力,谁敢拿个闷片给人看啊!显然，这里提到的几个闷片，都属于高级的、闷得有道理的纪录片。
     问题是，在这个时代，如果没有朋友的推荐，没有媒体的宣传，没有观众自己的一闪念、一错愕,一般人谁会去看这种高级的闷片?

   
   
             之二   理想观众何以可能?

  纪录片的理想观众——
  是对纪录片有好奇心的人,他起码会来看上五分钟,再决定坐下还是走人;
  是对纪录片有感情的人，他会把与一个纪录片的相遇，看作生命中某种机缘；
  是对纪录片不抱成见的人；
  是把看纪录片当作乐趣的人；
  ……
  纪录片的理想观众——
  不是那种拿着各种莫名其妙的标尺，望着柳树找枣儿吃的人；
  不是那种混迹于各种放映场所，总是最后一分钟赶到，但从来没有耐心把任何一个作品看完的人；
  不是那些对纪录片人缺乏基本尊重，但却喜欢拿纪录片来说事的人；
  不是那些缺乏基本判断力，只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人云亦云的人;
  ……
      突然想到,以往给人张罗放映活动，往往都是先停掉一、两个班级的课,学生届时来现场观摩。否则的话，稀稀落落,容易引起尴尬。开始还以为请来的导演比较边缘、不够令人惊乍，多做了几次活动才发现，同学们实在太忙，若不是为了学分，管你是主流还是地下，管你是西方还是东方，管你是威尼斯还是本土电影节，他们哪方神圣都没空来认.除此之外，也有人凭借“班主任以上领导”的身份，通过行政命令来强制同学们听讲座——不来扣你操行分！这成什么事了？不就是一个讲座嘛，犯得着出此下策？！站在他们的角度想想，现在做个大学生容易吗！
     问题是，难道就没有那种出于内心的需要来看影片、听讲座的吗？

     也许，是张罗者缺乏接近“理想观众”的能力和耐心？
      
     要想获得理想观众，要有理想的传播渠道，要有人投入大量时间、精力，一点一滴去做。事实上，这一年多来，在合肥、北京、南京、上海，我已经看到了好些个新的纪录片作品，挺受启发。朱日坤、左靖、曹恺，以及四月初不幸去世的卡夫卡·陆等人做了大量推广工作，值得尊敬。经“独立电影绿化者”张献民老师提醒，我在半坡咖啡馆墙上看到一张年代较早的海报，有《八廓南街16号》、《广场》等多部纪录片，是6年前在那边举办的——一直有人在为推广独立电影而努力——这是另一个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