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金凤：
我觉得社会和历史是差不多同一种东西。我自己是念社会学的。历史如果和社会有什么不一样的话，历史就是过去，没有人可以掌握。过去的事情和历史是两回事。那些过去的事情被我们说出来，被我们写出来，被我们唱出来，或被我们用纪录片拍出来，才是历史。我们为什么要把过去哪些事情强调，放在我们的研究里面，放在我们的纪录片创作里面？有关历史，这部份会是很重要的。

纪录片有什么特别的是它non-fiction的一个特性，可以说它是很立即的和我们的现实比较直接的发生关系。这是跟剧情片是很不一样的。在纪录片的历史里面，发展的过程里面，拍纪录片的人也给自己这样的使命，就是他要和外在社会产生比较立即性的关系。我觉得好的纪录片都给我们一个社会的问题。它有社会性，就是我们存在什么样的社会状态里面，我们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关系里面，我们个人在这样的社会里面生存有什么意义。我觉得台湾有一阵子的纪录片比较个人性，没有那么社会性。

王慰慈：
台湾纪录片最近出现相当多个人题材，但我觉得个人性的东西，如果能架构在社会的大环境里来呈现会比较好。也就是说，能够以小观大。譬如藉由讲一家人的生活状态，但透过这一家人反映整个社会。

到底一部纪录片的社会功能是什么呢？有听见一些人批评男性导演喜欢用比较宽广的视野来切入纪录片主题，而认为女性的作品呢，则喜欢把事情讲的越来越细，越来越窄化。比如一点小小事情就可以讲得很多。我在思考这些女性作者的纪录片，难道就因为她们选用的题材或说故事的方式细腻化，就会失去纪录片的社会功能吗？这几年女性导演，她们很愿意分享她们生命中的这些故事，我觉得的确比男人分享的更加的personal(私人)，比如女性影展去年得奖作品《云的那端》，纪录导演异国婚姻下，女儿与父母身处两个异地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环境，仅能使用网络视讯与父亲建立情感，小小心灵就面临了成长焦虑症。这个题材也是很生活化，很细，但是它确能掌握普遍性，以小看大，让观众产生共鸣。

还有，这几年女性拿起摄影机拍摄自己的故事和自己对话，影像艺术也有疗治的功能。她们以摄影机进行仿佛是心灵的改革，这也是纪录片很成功的扮演了社会功能的例证。我觉得特别是女姓擅长于沟通和表达自我的本性，使她越能够把她的生命周遭故事分享出来。我现在非常期待女性影像的创作，我也期待未来在台湾能够看到更多男性纪录片工作者也能掌握摄影机的社会功能。

蔡崇隆：
我们谈到纪录片的发展，像早期来讲， 很多是用自己的生活来作纪录片，我觉得这其实是自然的发展。以我个人来讲，我的片子通常会比较具有社会性，那是因为我个人的成长脉络。我学过法律，也看过各式各样的社会运动，我自己也报导过，所以我自然对这方面的东西比较有兴趣，可能也比较多了解，所以我的片子比较会处理这方面的议题。而且处理的一个很大的动机就是因为基本上大家对社会议题都会认为是比较沉重的，或是遥远很难理解。对我来讲最大的挑战就是怎样把比较冷门的，可是我认为是重要的，社会议题影像化。我认为一些重要的社会议题大家不是不关心，而是不了解怎么回事。不了解是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影像越来越重要，大家没什么时间去读文字的东西，所以纪录片就是一个比较折衷的东西，相对于报纸。

个人性的东西也有它的价值，就看它怎么处理。所以对我来讲，大历史和小历史都很重要。其实我自己也会想要在片子里保持我个人的身份，观众也比较能判断你在从什么角度说这个故事。

我还要谈的是不管它是甚么样的纪录片，它是好片子就是好片子，重点在个人性还是社会性其实没有那么重要。我比较担心的是这几年在台湾的影展，征件和竞赛非常多，而且很多其实是公部门在办。那他们在办这些东西的时候心态是什么？

纪录片刚开始是很保守的，80年到现在才变成比较大的力量，那政府看到这个风潮就来利用这个东西。但是他们作的东西没有办法吸引人，所以现在反而是用来包装自己，那这样纪录片的进步就会被降低了。这是我们需要留意的。

杨力州：
现在年轻的创作者所关注的可能是未来，不一定只是过去的历史。我发现很多纪录片开始关注自己。再加上摄影器材越来越简化和廉价，就会让创作的普及度越来越高。那这样会不会降低纪录片制作的品质？其实我并没有那么悲观，因为我觉得它们自然会产生不同的脉络和系统。我认为大量且方便的视觉影像和年轻人关注自己还有周遭朋友发生什么事，将会有助于刚才提到的全民纪录片风潮的产生。

我这几年制作纪录片有一个很明显的方向。如果纪录片要有力量，要有影响力，就需要被很多人看到。其实我很乐观，我觉得台湾可能成为一个纪录片很有发展空间的一个国度。
再提到社会性的部份，我更在乎的是纪录片如何被大量的传播和展现，因为我不希望纪录片是一个只有五个人关着门在那里自己爽的，我会比较正向的看待更多的影展或发表机会。

何绍光：
我是个策展人。我的希望就是我的导演的作品能够引起大家的愿望。假如一部纪录片能够产生在座人互相握手的情况，那就是社会共鸣。我在工作当中非常注意人与人的关系，还有每个制作人拍这部片子是要给谁看，他如何创造这种关系。其实我觉得给一个人看也可以，如果这个人对这件事情是有帮助的。可是一定要知道给谁看。
有了这个社会共鸣，我觉得历史意义就可能会产生。但是谁来推动这个握手呢？应该是纪录片。

主持人： 纪录片如何被公共化？它的内容如何成为一个可以被公共讨论的？

廖金凤：
我觉得电影工作者或资金者要自己提议一个议题，然后把一群纪录片都可以纳入这个议题里面讨论，这个讨论就可以有一个焦点，也跟社会比较有间接互动的情况。管道还是影展。另外就是对象，要发挥社会功能的话，社会的年轻人接受和参与讨论的情况更积极一点。

王慰慈：
当社会议题被影像公共化，可以拿来作讨论和作比较，看看各国不同之现象，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纪录片的内容如何被公共化，有在于对议题的掌握、诠释、找寻很棒的拍摄对象、甚至是片子完成后如何行销推广，和社会亮相，成为有说服力的利器，这是很重要的过程和需要策略性的运作。比如近期内比较耳熟能知的影片像「无米乐」、「翻滚吧，男孩！」，这些影片的议题因着影片的成功，有效的被公共化，被探讨，被关心，这对整个纪录片的生态，观众群的培养，甚至导演们之间互相的观摩学习，都有很大的帮助，只是我很怀疑现在影展经费那么难争取，到底一个大型影展在这方面产生的影响力会有多少？

蔡崇隆：
现在纪录片的推广方式都应该要有部落格和电视播映。但是我还是觉得巡回是比较重要，因为来看的人，不管人多人少，都是特别有意思要来看的。对我个人来讲，参加影展也没有那么有什么，因为我到最后觉得你会不会入围或得奬，看评审名单就知道了，都有一定的背景或品味。我希望我的纪录片能够成为一个社会运动的素材，或是个能燃烧的柴火，不只是一个做起来装饰的东西。

杨力州：
我觉得我自己的作品是像药的糖衣。

我很久没跟公共电视台合作了，也不清楚收视率如何测的，所以根本不知道产生多大的效率。怎么展演才是对我很重要的事情。在面对更多的观众，我该怎么让我的纪录片产生一个比例上的调整，就像糖衣。

何绍光：
我还是喜欢互动。

观众：
请蔡导演不要排斥电视播映，因为还是很多人需要。请问杨导演，什么是剧情式的纪录片？你有什么看法？

蔡崇隆：
我不可能不在电视上播，可是缺点是可能会影响完整性，一定要剪到55分钟。

杨力州：
我记得老师说纪录片就是真实的事物做有创意的组合（约翰葛里逊）。这里面有三个讯息，就是真实的事物也就是摄影机纪录到的，创意是有导演的观点，组合有了戏剧性的成份。我觉得说故事的方式应该可以更自由的展现出来，我是学美术的。纪录片的定义我觉得应该是不停地被转动的。

观众：
你们如何对纪录片的客观性作评论？问导演，当你们去拍片的时候，是否带着观点去拍摄？

廖金凤：
其实一定有个观点，然后我自己觉得这个片的工作者要给观众的也会期望，一个比较启发式的观点，就是让观点夹在观众里面，给它多面向的讨论。所以没有客观的。

王慰慈：
这其实要看是甚么类型的纪录片。如果你的问题是放在一个专题纪录片，我觉得导演的观点是一定要存在的，但它可以保持一个主题有一不同方面的论述。如果是一般人文纪录片，个人纪录片，不可能可以展现出绝对的客观，一定都是主观将自己的想法呈现出来。这和深度报导，讲求平衡报导，讲求实事论是不一样的。在纪录片当中是很强调作者是要有观点的。

蔡崇隆：
所谓的创造性处理就有主观的成份在，不然你没有主观你怎么去创造。我个人认为很多人把纪录片跟新闻想在一起。新闻的确要有一定的客观性，因为我们在做新闻的时候，做的时间总是有限的。那你在有限的时间里做一个题目，你本来就了解有限，所以不维持一定的客观性是不行的。可是今天你如果用心去做一个纪录片，表示你真的有充分的时间了解一个议题或人物或故事。那你了解以后，一定有自己的想法了。所以不要怕不客观。

我觉得要担心的是主观有没有说服力，底下有没有影像的证据，就是你在论述上呈现你的观点，那你影像要配合才行。有意义的批评不是批评我的主观，而是我的根据有没有问题。

杨力州：
举例Michael Moore拍 《华氏911》，他就是要影响美国总统大选。

观众：
不同时代的人看待事情的观点会不一样。那这在历史性和社会性上有什么样的连接？

廖金凤：
如果用纪录片的传统来说，纪录片到现在的影像创作里面，它的价值是有社会性的。要社会革命的那种片子不多了。当我们都能拍纪录片的时候，那就要有美术和创意的东西。

王慰慈：
我想对每不同之主题，每一个创作者站在不同时代和历史的观点，当然会产生不同之诠释和观点，创作者需要对拍摄主题有认知、有足够的掌握能力，有人文素养，对社会有强烈的理想信念等等，拥有这些基本身为纪录片人应有专业素养和精神，以此为基础点，我相信一个好的纪录片是可以连接社会性和历史性的要求，提出其个人不同的观点。再来，就是身为一个创作者就是要考虑用什么样的美学方式作为影片的风格和技巧，将自己想要说的话，很流畅的表达出来。一个好的纪录片很重要的另一个社会功能，就是透过影片将一个人生的态度和价值观呈现出来。掌握这些基本制作纪录片的态度和伦理都是必须关切的。

蔡崇隆：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让年轻人自己的想法有出口。很多纪录片背后也作了严肃的访谈和research，只是没有放进去，你没有看到而已。

观众：
问蔡导演，偷拍的界限在哪里？问两位导演，如何挑动大众？有没有sensationalism的界限？问王老师，纪录片是不是菁英化？为什么纪录片不能进入主流媒体里面？

蔡崇隆：
我偷拍的人都是因为他们不让我访问。拒绝也是一种回答。看对象是谁。如果偷拍的是权力者，你的前提是公共利益，这种方式就可以。偷拍是要愿意付出代价的。如果公共利益的前提被法官推翻，你还是会犯罪的。

对无权力者，不须要用偷拍的方式。他们有什么好挑战的？他们不让你拍就不要拍了。

杨力州：
情感强度的展现跟创作者的性格是有关系的，像我自己就是很容易被感动的，容易会把情绪放进去。

王慰慈：
我期待女性影展和纪录片有更广泛的观众群。我觉得纪录片有很多共同的语言，记录我们一些很熟悉的生活故事。并没有刻意的要菁英化，我想作者也不是特别为某一些人来拍，只是播放的一个形式和包装，整个的推广可能会造成这样，可是其实不需要。

廖金凤：
在台湾电视应该就是最强势的媒体，完全是市场经济，不需要太知识性。在连新闻都娱乐化的状况之下，纪录片比较有挑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