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龙，男，38岁，2006年4月在云南省X市被捕，罪名是运输毒品，边防战士从中巴车上他的书包里搜出了海洛因，三包，680克。
司徒，男，四川人，38岁。新生代纪录片导演，曾获得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

四年前，司徒和阿龙在一个偶然的场合结识了，同时认识的还有阿龙的女朋友阿美。
他是一个纪录片导演，家庭幸福的城市中产阶级。
他们是一对吸毒的情侣，靠偷窃和卖散包毒品维生。
他和他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城市。
他企图“好心”地干涉他们的生活，未果。
他们经常会向他寻求经济上的帮助。
他会给他们钱，每次不会超过200块。这是他给自己定的规矩。
每次，他都会拍摄他与他们之间发生的故事。
他们一再声称他是他们“惟一”的朋友。但他并不认可。
……

一

好像是我想办法给里面打了电话，也许是他，也许是管教接的电话，告诉他，我来了。
几小时后，有人敲宾馆房间的门。他竟然来了，如约而来。
进门后，他一言不发。有一个细节记得非常清楚，他手插在上衣口袋，一直没拿出来……
他怎么会出现在我的面前？这就是阿龙给我留下的印象。
四年了，一直有出乎我意料的故事发生。
这个快四十岁的中年导演对着我，喋喋不休地讲着他昨晚的梦。
2007年1月底，我和司徒来到了云南省X市，先从广州飞到昆明，然后再转汽车到X市。
一年前，阿龙和我们走着同样的路。
他来了，可没能回去。
涉嫌运输毒品，阿龙已经被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为死刑，现在要迎来二审判决。
“哗啦，哗啦”的声音从远及近，这是死刑犯脚镣摩擦地面的声音，在雨后的X市看守所，听起来清脆而惊悚。不到100米的地方一个中队的武警战士正在跑操，“一二一”的口令喊得震天响。
门开了，出来两个中年汉子，带着脚镣，没有阿龙。
法警马上把他们带上警车，押往几百米以外的法庭。因为装修，法庭临时设在了公安局的食堂。

二

2004年5月，阿龙和司徒第一次见面。地点是广州火车站旁的一个烂尾楼。
破旧的楼房，窗户残破不全。紧贴着铁路，轰隆隆的火车声经常性地敲打着耳膜。没有水电，遍地是大小便和注射过的针管，炎热的空气里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味道。
里面的人都是“白粉仔”，没钱，基本上靠偷抢过活,注射器里的白色粉末是活着的惟一理由。面无血色，瘦，漠然地注视着“入侵者”司徒。
阿龙大概有几十万存款，来路不明。还有一个固定的女朋友，阿美。
在人群当中，阿龙的气质显得格外不同，明显有一种众人中心的味道。他指挥着这些人，个别实在潦倒的还会给几块钱让他们买吃的，甚至会带得了AIDS的白粉仔去医院。
所谓的“草根精英”也许就是这样吧，这一点吸引了司徒，他开始用摄像机记录下他们交往的历史。

三

阿龙就要出来了，脚镣摩擦地面的“哗啦”声越来越响。天空还下着雨，我们守在看守所的正门外已经两个多小时了。
门开了，他出来了。
司徒迎了上去，阿龙很平静，没有我想象的激动，两个人简单说了点什么。阿龙上车后从囚服的口袋里掏出来一个纸团，想扔给我们，可没能扔出来。
两天前，我们来到昆明，司徒动用了能想到的一切关系努力想对阿龙做一个采访，面对面的。
但是现在我们什么办法都没有了，各方面的态度礼貌而一致：涉及到二审，可能不太方便。
采访阿龙似乎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司徒突然想起一个电话号码，号码的主人曾经给他发短信通知他阿龙开庭的时间，对方自称是看守所的指导员。
雨停了，天空逐渐放晴。司徒开始拨这个号码。

四

阿美是阿龙的伴儿，刀锋一样爱恨的女人。现在看来，只能说是曾经固定的女朋友。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了7年，分分合合闹了很多次。
阿龙曾经入狱三年，阿美等了三年。
两个人在广州认识、相爱、一起吸毒一起骗钱，在这个充满了欲望的城市四处游荡。
她怀过一个孩子，男的，流了。
要不是家里的影响，我不会来到广州。家里什么也不缺。
刚来广州在一家大排档打工，一个月500块钱，太累了，从小身体不好，有哮喘。后来就去夜总会，做主任啊，经理啊。
我们要等客人走光了才可以下班。到家就过了十二点了，我和他是楼上楼下，我回来得晚会吵到他。他找我理论，就这么认识了。
他判了三年，我就等了三年。
什么东西能有十全十美的？人都有犯错的时候。这次把他抓了是一件好事不是一件坏事，我愿意去等。希望用自己的一份真心一份真情来挽救他。
在我的观念里，只要他对我好，关心我（就够了）。我觉得他本质不差。只要能把那东西戒掉，应该是个不错的人。
我觉得自己一直在痛苦里面挣扎。究竟是分手还是不分手。不分手，我又受不了那种折磨；分手，我又苦苦等了这么三年。
可能真是命中注定，我逃不过这一劫。

五

岔路口的一个川菜店。
王强坐在酒桌对面，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脸黑红黑红，说话瓮声瓮气，高大黑壮，开一个右舵的丰田。
他是那个号码的主人。他真的是看守所的指导员。
“阿龙这个人在里面还是可以的，没怎么闹过事，挺仗义。他打过一次架，我们关了他禁闭。他都已经到今天这个地步了，说实话日子不多了。我给他家里人打电话，这时候了我们也会替犯人考虑的。可他家里人死活就是不来。
他说他就你这么一个朋友，说是记者。我就给你们联系，没想到你们非亲非故的，还真来了。
至于见面采访，我也明白你们的意思，但他现在是死刑犯，确实是不方便。
我看看在不违反规定的前提下有没什么别的办法。
千辛万苦找了这么多关系，最终的问题在这里似乎解决了。

六

一个深夜，司徒接到阿美的电话，说阿龙出事了，今晚你一定要来。等司徒带着摄像机从郊区番禺打车20多公里见到这对夫妻时，阿龙泣不成声。
把我头打得，全身是软的。要不是吞了刀片，他们不会放我，至少判我四年。把我身上2800块钱收得一分钱都没有，这帮逼太黑了。
我刚才吐血了。他让我写个保证，先自己出去，去医院医疗，做手术。治愈后，回本派出所报到。
听老婆说，你从番禺过来。我眼泪涮地一下掉下来了，真的。
我买了两块刀片，一块放在家里刮胡子用，另一块我就放在身上，刚好今天用上。我连纸全吞下去了，还有一小片，在我脚心。
司徒急了，催他去医院，又给了他200块钱。
第二天，阿龙吐了血。随后买了韭菜，烫了烫开水就直接吞下去，为的是能把肚子里的刀片绕起来，拉出去。
一把一把的生韭菜，揉成一团一团的咽下去，足有一斤多。

七

X市公安局的食堂里，弥漫着一股午餐的味道，我能闻出来中午一定炒了辣椒。因为地方法院在重新修建，现在这里是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的地点。
我们终于明白了阿龙是什么罪名——运输毒品罪。
2006年4月，广州的一个老板给他一个包裹，让他送到X市，然后再带东西回去。接头的两个新疆女人给他新买了一个包，在X市到昆明必经的大桥上，阿龙被边防战士查出包内藏有毒品，680克。
对以上过程，阿龙供认不讳，但他反复强调他是不知道里面有夹层，而夹层里有海洛因。
作为控方的检察院显然不这么认为：
“现在交通物流业这么发达，为什么一个包裹要你带到X市？成本太大了！
“为什么检查时，你的神色非常慌张？
“680克，相当于一斤三两，一个包加了这么大的分量，你就没有察觉么？
“云南是什么地方？X市又是什么地方？你来这里只是为了带东西过来，怎么可能？”
阿龙的律师（死刑犯如果自己不请，由法院指定）进行了反驳，我印象最深的是：“X市是一个四季如春、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的地方，不是毒品集散地！”
司徒又留了500块钱，再过两个星期，就要过年了。

八

阿美还是走了，离开了广州，一个让她充满爱恨情仇的城市。
她嫁给一个长途司机，跑西北某个省份和广州之间的长途，家不在广州。
走之前，她最后一次约了司徒。
年三十下午，我们俩吵了一架，吵了一下午。晚上回来家里，煮点面条，买了半只鸡，就这么过了。
大年初一就不见了，他临走的时候，把（我）钱包里的钱掏得空空的，一分钱都没留。
他把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甚至自己的亲人，心都伤透了。他跟我说吞刀片，第二天,我看出是假的——你来了，他用那个针管从自己身上抽了血，含在嘴里。
哼，他那个演技很好的，你不觉得他演技一向都很好的，他应该去当个演员，不当演员可惜了。
现在恨不恨都那样，恨也改变不了什么。
司徒告诉我，就算是阿美的话，你也不要全信，可能也会有一半是假的。

九

我们还是和阿龙取得了联系，王强没有食言，但是也打了折扣——面对面的采访没有能做到，但是可以帮我们传问题进去，阿龙书面回答。
这可能是他的遗书。
司徒、张欢：
你们好！首先，我很感谢你们！或许我们已经没有机会见面了，不管你们出于什么目的，我从内心感谢你们。毕竟我们处于不同的环境之中，各自有自己涉身出（处）世的方法，内心也各不相同。对于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会向你们一一解答。
一、你们看过我的片子，感觉到我是一条“汉子”。我个人认为，我不是的。只是由于社会的环境及接触的人和事情历练了我。所以说正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二、回首三十八年，我遗憾的事是离家出走。到现在才感觉到“有家的感觉真好”。更遗憾的是人生道路我选择了“捷径”。
三、我不信命。做（作）为人，其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机遇是一方面，其他的可自己争取。命运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
四、对于司徒对我的帮助，或许是对我的惋惜。因为这世上没有无原（缘）无故的好，也没有无原（缘）无故的坏。如果从司徒的工作角度来看，他是在利用我。如果从个人感情来看，司徒是个重情义、事业心强的真正朋友，但不知他是不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因为我们看任何事情，都要站在不同的角度看事情。
五、我现在的处境，对于这部片子来说，肯定的一句，已是故事的结束。因为我答应了司徒，我会把这个故事划上一个句号。但我没有想到故事的结局是如此的结果。我很遗憾，也很无奈。因为此案由始至终的真相就是我在庭审中所陈述的事实。我本以为是我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好好做人，为这个故事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但老天弄人，也许让你们失望，我祝望司徒能把这部片子彻底完成。
六、除了司徒，我没有通知过任何人，也没有求过任何人。因为我的目的，并不是说让司徒帮我，我的主要目的是让司徒知道我的情况。
以上是我能回答的你们的提问，不知道你们是否感到满意。

司徒你好，见信如面。
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很无奈。因为没有人帮我。再过三个月，或许我会离开这个世界，另一个世界是好是坏，我无法预料。只望你能打电话到我家里，安慰我的双亲。告诉他们不孝儿来世再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并代我向阿美问好！来世再弥补以前对她欠缺的情。她是我一生中最爱的女人，再（在）此，我祝愿她有一个好的归宿，永远幸福！
……
最后祝你们新年愉快，在新的一年里龙马精神，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写信人：阿龙草于25＃

                                        07.2.2

十

回程路上我们坐的是中巴。车上有两个抱着婴儿的少妇，我旁边是一位白种人模样的中年人。
很紧张，因为当地公安说，这两种人是德宏禁毒的重点关注对象。
中途停在大桥接受检查，不到一年前，阿龙就是在这里被查出携带毒品被捕的。
一脸稚气的边防战士进车盘查证件，背着56式半自动步枪，看到我身份证眉头一紧。
“广州的？”
“嗯。”
“来X市做什么？”
“采访。”
“采访什么？”
“贩毒的。”
我漫不经心的回答吸引了全车人的目光，小战士下意识提了提枪，“拿你的工作证。”
旁边是一辆X市开往昆明的大巴，已经被其他战士勒令开进检查站，乘客列队成一排，所有的行李被打开，缉毒犬一个包裹一个包裹地闻过去。
我猜想，这车上的几十个人里，会不会有另一个阿龙……

尾声

直到今天，我还是不能理解阿龙的生活。
少部分人看过这部名为《龙哥》的纪录片。我参与过一次小范围的放映，放完后，会场很安静。
司徒打电话把阿龙一审的消息告诉了阿美，女人很平静。
2007年的4月，我又来到了云南，采访的内容和毒品不再有关。司徒在地球那端做芝加哥纪录片节的评委。
他给我发来一条短信：阿龙被改判死缓。

（陈海、江华、赵佳月对本文亦有贡献，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