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
    我欠你稿子时间也够长了，好歹把手头的琐事全部忙完，以为终于找到写的理由，但还是难于落笔。
    美国之行琐碎得很，我想了很久应该怎么交你的稿子，或者四平八稳交个情况简介最容易，但是我自己却又心有不甘。
    干脆拉拉杂杂给你划拉，以说自己的感受为主。
    全部的影片在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圣芭芭拉校区各放一场。我自己的片子，在哈佛的观众主要是华裔，有带着孩子来看片的家长。片子你也看到了，我自己在拍摄和剪辑时都尽力克制，但也是在每个段落里都带着反思的。结果哈佛有几个观众说，你的片子应该拿去BBC放，让美国的老师们学习一下什么叫做认真负责；更有观众说，你这个好，是正面反映中国教育的。
    我于是很窘迫，不知道如何回应。其实他们说得也对，我拍摄的的确是相当认真负责的老师，而且我坚信这样的教师在基础教育群体中是大多数。或者是我自己对“正面”这个词太过敏感了，潜意识里会觉得“正面”总和“官方”或“主旋律”有点关系，所以竟然会一凛。
    其实我从中学辞职又回去拍摄，的确是因为我一直在回味那时的温暖，和太多无法忘却的痛苦——包括我曾经的教育理想。
    加州的观众一半是华裔，其中许多是东亚系的老师。
    这也是两场放映最吸引我的地方，即主办方并非影展或影视类大学，而是由偏社会学的学术机构主办。在提问中也没有让我解答中国教育为什么会这样，更多还是针对个案，这是我乐于看到的。
    我觉得太宏大的问题我自己的确回答不了，我只能描绘我看到的和我的感受。前段时间和前田讨论过一些片子，后来我自己写过这么一段话：“我曾经和前田讨论过一个片子，他的一个疑问是我有没有可能拍出那样的力度。我断然回答不可能。于是他笑。我不得不稍微解释了一下，这事这样回答很容易变成一个我是否有勇气的判断，但在我而言事实上不是勇气问题而是性别问题。作为一个女性，我的视点更多在家而非国，在阖而非开，在细节的质感而非宏大叙事。所以我喜欢浅唱低吟，却很难去书写黄钟大吕。前田同学对这个答案基本表示满意。”
    在美国的几场交流中，有时候我会有些吃力的感觉，这感觉也来源于此。我只能代表一个辞职不干的中学老师，而很难代表当代中国社会这个太过宏大的命题。
    几次交流中涉及独立制作纪录片在中国的现状，或者电影业在中国的现状。对于前者，我一路表达的都是自己谨慎的乐观态度，事实上我的确认为纪录片现状要比剧情片好很多。
    我们也和许多研究者和观众讨论纪录片的形态问题。他们中的很多人不约而同地希望看到更直接和尖锐的影片。这几个月我都在想，与其他很多导演相比，也许我是刻意选择了一种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纪录片方式，我对于主题和事件都没有太多奢求，我拍摄的人物多平常甚至平淡——我好像更喜欢也更擅长这样喁喁切切的方式。我给自己找的理由是，也许中国纪录片也可以再多元一些呢？
    题外话，今年正好是我教过的那批孩子们高考，高考过后的许多时间我都在和他们闲聊，在“校内网”看他们的日记和照片，看他们分享的视频。这一个多月以来，温暖幸福。
    祝好！
 
赵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