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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做图片摄影师时，有欧洲的职业摄影师忠告我们：当你向一个杂志编辑推荐自己的图片故事时，你要学会用三句话来概述你的作品。
对一本一流的杂志，每天，编辑接触的选题肯定不少，你必须在两三分钟的时间内打动他。
多年来，我一直这样告诫和要求自己，即使是到了现在，我做纪录片时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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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不能用三句话阐述一个选题时，我必须开始反思，一、我对题材的理解是否到位;二、我是不是真的知道自己要做或者说准备去做的事是什么。
当我用三句话表达出来后，别人没被吸引，我也要想一想，一、为什么我的选题不能吸引人;二、我的选题是否老套，思维方式是否过于模式化。
我不是天才，我没有李红旗（请留意下文）那种自信，在云云众生中，我希望我的影片能被人关注。
我也告诫刚刚开始做片子的朋友，毕竟，我们大多数人是中庸之辈。有的“原则”是应该去遵守的。
李宏宇去了洛迦诺，今天出版的《南方周末》有文章《中国电影人“受训”洛迦诺》。
中国电影人“受训”洛迦诺
瑞士南部小镇洛迦诺，位于半山的一间旅馆的会议室里，12位来自内地和香港的导演，还有他们各自的制片人坐在课桌前，上一堂实用性很强的课：营销。
这些久违课堂氛围的“学生”，有的还没倒过时差，昏昏欲睡，有的实在不习惯这种条条框框的培训内容，干脆溜出去。但台上的老师仍然一丝不苟。
管虎、李缨、郭小橹、彭浩翔、唐晓白、万马才旦……12位导演都带着他们的电影新计划。在一天半的“营销培训”与课堂演练之后，他们和制片人要面对洛迦诺电影节“开门计划”（Open Doors Factory roject）的评委，做电影计划的公开陈述；接下来的两天，则是一对一的洽谈。从参加这次合作洽谈的几十家欧洲电影制作、发行公司当中，他们也许能够为自己的电影计划找到一部分制作资金。
只有五分钟
“你需要什么？”“你在寻找什么？”“你能给什么？”
讲台前的白板上写着几个简单的问句。电影营销的目的很简单：最有效地表达你的故事与观念，吸引合作制片人的兴趣。对欧洲制作公司来说，“为什么要帮你找钱来拍一部中国的电影”，是最首要也最根本的问题。“没有观众的电影只不过是一堆胶片（或者HD磁带）”，老师特意用红笔写着。一部中国电影得在西方也能有观众。
“你的爸爸有一个秘密，你是否想知道呢？”独立电影导演张律开始了他的课堂陈述演练，他的电影计划叫《父亲》。“中国古代有一句话：‘知子莫如父。’其他文化背景的人也很容易理解。但从来没有‘知父莫如子’这一说。我的电影，从儿子到了中年后寻找父亲的一个谜开始。”
“你觉得用了多少时间？”陈述完后老师问。“6分半吧。”“你用了8分半。结尾应该更紧凑一些，两句很强的表达就够了。后半段说得很深刻很哲学，但却把我从父子关系那个故事的吸引当中拉开了。”
在5分钟里，最重要的技巧就是尽快强调故事的冲突和戏剧性。“陈述故事的时候，要说出人物的关系，‘约翰杀了弗兰克’是没有意义的，‘一个儿子杀了父亲’，效果就有了。”库尔茨的技巧培训还包括表情和身体姿态，“别倚在桌子上，靠后一点，站直了。”
“你必须精神饱满，即便已经推销了十几遍，仍然要坚持。”库尔茨强调。
“我觉得这是传销培训了。”导演张律本质上还是不太能接受。
作家导演李红旗也决定玩自己的：“如果一个电影能用几分钟说明白，那也就没必要拍了。用下棋来比喻的话，大多数人是考虑每一步如何下得比别人高明，我要做的，是把棋子下到棋盘外边去。”他对电影计划《寒假》的公开陈述比较“出格”：“如果有兴趣可以参考‘开门计划’的册子。”
老师多少有点无奈：“这是你的个性，可以保持，如果他们想谈，就别再说‘你们可以去读小册子’。”
发现未能讲述的故事
洛迦诺电影节的“开门计划”由瑞士发展与合作署（SDC）主办，今年已是第7届。计划的主旨是促成世界电影的大区域合作——在经济和电影发展水平意义上，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合作。以往参加的落后地区有湄公河三角洲、拉丁美洲等。
用经济标准衡量今年的主题“大中国区”明显很怪。“中国的主流电影厂拥有大量的制片设施和充裕的资本，民营资金投资电影的欲望也越来越强。”今年“开门计划”的负责人文钦索·布尼欧说，“但‘开门计划’这次要推广的是独立电影工业。这个领域中的电影人不懈追求审美品质和思想意义，但这类电影的未来很不确定。”
布尼欧与香港、柏林等电影节的亚洲选片人王庆锵一起选择了参加这次“开门计划”的十二个电影计划，惟一的标准是故事的品质。
三地在名额上没有按比例分配，最终是内地10个、香港2个，没有台湾的电影计划入选。“内地可供选择的比香港和台湾都多得多。”布尼欧说。
多年来，除了作者自筹资金的极低成本影片，中国独立电影基本依靠国际电影节展映、电影基金和西欧发行的支持。本届洛迦诺电影节获得金豹奖的影片《中国姑娘》，讲的是中国人的故事，也是中国人占多数的剧组，却完全靠英、法、德三国的电影基金完成制作，在工业意义上恐怕不算一部中国电影。
青年导演杨谨2004年拍摄自己的第一部电影，花了1万人民币，开销包括影片制作和请大家吃饭，因为参加影片的朋友没有工资可拿。“第二部电影，是自己工作挣了8万，拿2万来生活，6万做片，加上申请了鹿特丹电影节的基金，给所有工作人员发了工资。”杨谨说，很不好的是作品见不到观众，“但自己在制作上养成了一个好习惯，就是花很少的钱做一个像样的作品”。“香港年轻人大多娇生惯养。”王庆锵说，“香港的电影总是意味着商业电影，寻找政府资助的年轻人会说，没有钱的话就不做了，这和杨谨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他们不会去做一个对他的人生很重要但没有钱的电影。”
如何不用中国人的钱拍一部中国的电影
虽然努力学习“推销”，但大多独立电影人都知道，寻求西方合作资金，不仅数额有限，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欧洲的制片公司在合拍项目上很重视合作方的本国市场，但中国独立电影在国内基本没有市场。王庆锵说这很不健康：“《马背上的法庭》曾得到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大奖，后来在内地发行，票房只有400欧元。”
《综艺》杂志亚洲区编辑帕特里克·弗雷特把话说得更明：“在中国，合作制片的意思好像是‘如何不用中国人的钱拍一部中国的电影’，而不是说中国的制片人拿着钱，到德国、英国、比利时，去拍那里的故事。”
他在“开门计划”的讨论会上提醒欧洲的制片公司：“与中国公司合作，你要拍的是中国电影而不是西方电影，而且这个电影必须适合中国大陆的体制。”
弗雷克还提出了不那么切合实际的呼吁：中国应当支持自己的独立电影。
为期两天的一对一洽谈里，几乎每个电影计划都接触了超过20家欧洲公司，但如同任何一个合作洽谈会，一拍即合的情况非常罕见。能有一两家公司保持联络继续探讨，已经很不容易。张律的《父亲》已经参加过韩国釜山电影节、香港电影节的合作洽谈会，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成果，这次也一样。
香港导演唐晓白也不太抱希望：“十几年前西方对中国的独立电影还有一种好奇心，现在可能已经看腻了。我们还是得回本地市场去找机会。”
文钦索·布尼欧、王庆锵和SDC的两位代表，共同从12个计划的公开陈述当中评出了获奖计划。王小帅的《我十一》获得制片资助，金额5万瑞士法郎，影片开拍后这笔资助将支付给制片方。“这个剧本既能让我们了解中国的某些生活现实，同时也非常具有诗意，我想王小帅也能很好地把诗意转换成影像。”布尼欧说。
最年轻的两位导演获得了各1.5万瑞士法郎的发展资助。27岁的杨谨，打算在影片《赞美聪明》里用真人和动画交替的形式，讲述自己儿时的一段天真经历。29岁的杨庆是内地商业电影新秀，他的处女作《夜·店》不久前结束公映，影片几乎仅仅在两个室内空间里完成了一出悬念和笑料层出不穷的喜剧，很见功力。新计划《公路8号》的故事，是一个老人坐着孙子开的公交车，从四川一个小山村去北京，完成一桩50年前的诺言。杨庆为了能在计划陈述当中节省时间，努力地背下了整个讲稿。
当我用三句话表达出来后，别人没被吸引，我也要想一想，一、为什么我的选题不能吸引人;二、我的选题是否老套，思维方式是否过于模式化。
我不是天才，我没有李红旗（请留意下文）那种自信，在云云众生中，我希望我的影片能被人关注。
我也告诫刚刚开始做片子的朋友，毕竟，我们大多数人是中庸之辈。有的“原则”是应该去遵守的。
李宏宇去了洛迦诺，今天出版的《南方周末》有文章《中国电影人“受训”洛迦诺》。
中国电影人“受训”洛迦诺
瑞士南部小镇洛迦诺，位于半山的一间旅馆的会议室里，12位来自内地和香港的导演，还有他们各自的制片人坐在课桌前，上一堂实用性很强的课：营销。
这些久违课堂氛围的“学生”，有的还没倒过时差，昏昏欲睡，有的实在不习惯这种条条框框的培训内容，干脆溜出去。但台上的老师仍然一丝不苟。
管虎、李缨、郭小橹、彭浩翔、唐晓白、万马才旦……12位导演都带着他们的电影新计划。在一天半的“营销培训”与课堂演练之后，他们和制片人要面对洛迦诺电影节“开门计划”（Open Doors Factory roject）的评委，做电影计划的公开陈述；接下来的两天，则是一对一的洽谈。从参加这次合作洽谈的几十家欧洲电影制作、发行公司当中，他们也许能够为自己的电影计划找到一部分制作资金。
只有五分钟
“你需要什么？”“你在寻找什么？”“你能给什么？”
讲台前的白板上写着几个简单的问句。电影营销的目的很简单：最有效地表达你的故事与观念，吸引合作制片人的兴趣。对欧洲制作公司来说，“为什么要帮你找钱来拍一部中国的电影”，是最首要也最根本的问题。“没有观众的电影只不过是一堆胶片（或者HD磁带）”，老师特意用红笔写着。一部中国电影得在西方也能有观众。
“你的爸爸有一个秘密，你是否想知道呢？”独立电影导演张律开始了他的课堂陈述演练，他的电影计划叫《父亲》。“中国古代有一句话：‘知子莫如父。’其他文化背景的人也很容易理解。但从来没有‘知父莫如子’这一说。我的电影，从儿子到了中年后寻找父亲的一个谜开始。”
“你觉得用了多少时间？”陈述完后老师问。“6分半吧。”“你用了8分半。结尾应该更紧凑一些，两句很强的表达就够了。后半段说得很深刻很哲学，但却把我从父子关系那个故事的吸引当中拉开了。”
在5分钟里，最重要的技巧就是尽快强调故事的冲突和戏剧性。“陈述故事的时候，要说出人物的关系，‘约翰杀了弗兰克’是没有意义的，‘一个儿子杀了父亲’，效果就有了。”库尔茨的技巧培训还包括表情和身体姿态，“别倚在桌子上，靠后一点，站直了。”
“你必须精神饱满，即便已经推销了十几遍，仍然要坚持。”库尔茨强调。
“我觉得这是传销培训了。”导演张律本质上还是不太能接受。
作家导演李红旗也决定玩自己的：“如果一个电影能用几分钟说明白，那也就没必要拍了。用下棋来比喻的话，大多数人是考虑每一步如何下得比别人高明，我要做的，是把棋子下到棋盘外边去。”他对电影计划《寒假》的公开陈述比较“出格”：“如果有兴趣可以参考‘开门计划’的册子。”
老师多少有点无奈：“这是你的个性，可以保持，如果他们想谈，就别再说‘你们可以去读小册子’。”
发现未能讲述的故事
洛迦诺电影节的“开门计划”由瑞士发展与合作署（SDC）主办，今年已是第7届。计划的主旨是促成世界电影的大区域合作——在经济和电影发展水平意义上，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合作。以往参加的落后地区有湄公河三角洲、拉丁美洲等。
用经济标准衡量今年的主题“大中国区”明显很怪。“中国的主流电影厂拥有大量的制片设施和充裕的资本，民营资金投资电影的欲望也越来越强。”今年“开门计划”的负责人文钦索·布尼欧说，“但‘开门计划’这次要推广的是独立电影工业。这个领域中的电影人不懈追求审美品质和思想意义，但这类电影的未来很不确定。”
布尼欧与香港、柏林等电影节的亚洲选片人王庆锵一起选择了参加这次“开门计划”的十二个电影计划，惟一的标准是故事的品质。
三地在名额上没有按比例分配，最终是内地10个、香港2个，没有台湾的电影计划入选。“内地可供选择的比香港和台湾都多得多。”布尼欧说。
多年来，除了作者自筹资金的极低成本影片，中国独立电影基本依靠国际电影节展映、电影基金和西欧发行的支持。本届洛迦诺电影节获得金豹奖的影片《中国姑娘》，讲的是中国人的故事，也是中国人占多数的剧组，却完全靠英、法、德三国的电影基金完成制作，在工业意义上恐怕不算一部中国电影。
青年导演杨谨2004年拍摄自己的第一部电影，花了1万人民币，开销包括影片制作和请大家吃饭，因为参加影片的朋友没有工资可拿。“第二部电影，是自己工作挣了8万，拿2万来生活，6万做片，加上申请了鹿特丹电影节的基金，给所有工作人员发了工资。”杨谨说，很不好的是作品见不到观众，“但自己在制作上养成了一个好习惯，就是花很少的钱做一个像样的作品”。“香港年轻人大多娇生惯养。”王庆锵说，“香港的电影总是意味着商业电影，寻找政府资助的年轻人会说，没有钱的话就不做了，这和杨谨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他们不会去做一个对他的人生很重要但没有钱的电影。”
如何不用中国人的钱拍一部中国的电影
虽然努力学习“推销”，但大多独立电影人都知道，寻求西方合作资金，不仅数额有限，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欧洲的制片公司在合拍项目上很重视合作方的本国市场，但中国独立电影在国内基本没有市场。王庆锵说这很不健康：“《马背上的法庭》曾得到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大奖，后来在内地发行，票房只有400欧元。”
《综艺》杂志亚洲区编辑帕特里克·弗雷特把话说得更明：“在中国，合作制片的意思好像是‘如何不用中国人的钱拍一部中国的电影’，而不是说中国的制片人拿着钱，到德国、英国、比利时，去拍那里的故事。”
他在“开门计划”的讨论会上提醒欧洲的制片公司：“与中国公司合作，你要拍的是中国电影而不是西方电影，而且这个电影必须适合中国大陆的体制。”
弗雷克还提出了不那么切合实际的呼吁：中国应当支持自己的独立电影。
为期两天的一对一洽谈里，几乎每个电影计划都接触了超过20家欧洲公司，但如同任何一个合作洽谈会，一拍即合的情况非常罕见。能有一两家公司保持联络继续探讨，已经很不容易。张律的《父亲》已经参加过韩国釜山电影节、香港电影节的合作洽谈会，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成果，这次也一样。
香港导演唐晓白也不太抱希望：“十几年前西方对中国的独立电影还有一种好奇心，现在可能已经看腻了。我们还是得回本地市场去找机会。”
文钦索·布尼欧、王庆锵和SDC的两位代表，共同从12个计划的公开陈述当中评出了获奖计划。王小帅的《我十一》获得制片资助，金额5万瑞士法郎，影片开拍后这笔资助将支付给制片方。“这个剧本既能让我们了解中国的某些生活现实，同时也非常具有诗意，我想王小帅也能很好地把诗意转换成影像。”布尼欧说。
最年轻的两位导演获得了各1.5万瑞士法郎的发展资助。27岁的杨谨，打算在影片《赞美聪明》里用真人和动画交替的形式，讲述自己儿时的一段天真经历。29岁的杨庆是内地商业电影新秀，他的处女作《夜·店》不久前结束公映，影片几乎仅仅在两个室内空间里完成了一出悬念和笑料层出不穷的喜剧，很见功力。新计划《公路8号》的故事，是一个老人坐着孙子开的公交车，从四川一个小山村去北京，完成一桩50年前的诺言。杨庆为了能在计划陈述当中节省时间，努力地背下了整个讲稿。
2009/08/20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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