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广州那次反日大游行，我认识的一个哥们不幸被拘数日，原因是他举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靖国神厕”。而在东京，亦有中国人因在靖国神社怒砸瓶子而被拘。恨，以爱国大义所行之恨，似乎消解着任何认识、了解、交流的可能性—从神到厕（谷崎润一郎所津津乐道的“厕所文化”）一笔勾销，对于中国人，日本是光怪陆离的惊奇和神秘，然而全球化却逐渐令单向的爱或恨变得暧昧莫名，比如开口闭口“小日本”的同时你却在享用无处不在的种种日本制造--那些“小的是美好的”的“微物之神”，比如一个抵制日货的人恐怕也难免同时暗恋松岛枫……很多中国人对待日本的感情，正在变得越来越暧昧乃至分裂。
有关《南京！南京！》的争议进一步搅动了这种暧昧而分裂的日本情结，陆川当然企图超越乃至消解那种简单的恨，但是，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性之爱也可能沦为空洞的想象—《南京！南京！》只是停留在狂热而空洞的道德想象，停留在对日本人的想象，从《一个和八个》到《鬼子来了》，再到《南京！南京！》，莫不如此，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人在替日本反思。
迄今为止，中国电影史上恐怕只有一部电影真正走进日本，打开并呈现日本，那就是李缨的纪录片《靖国神社》。乍看这部片子拍的好象是靖国神社同一天发生的事，实际上拍了10年。李缨旅居日本20年，毕10年之功，完成这部被日本影评泰斗佐藤忠男誉为“一部决心决一胜负的充满意志和魂魄的电影”。但李缨挑战的不仅仅是日本右翼，他还挑战电影美学，挑战自己的内心。《南京！南京！》将被写进《中国电影史》，而《靖国神社》则有资格被《世界电影史》铭记。
李缨的这部已在日本公映，8月即将在美国和韩国公映，但在中国仅能从盗版DVD领略的杰作，正是《时尚先生》策划这个专题的缘起，我们尝试开始进入一个你所不了解的日本，尽量摒除单向的爱或恨，先从好奇心开始。全球化和旅游热已令中国人的刻板日本印象和想象逐渐瓦解，一个变形日本，有待我们重新整形。
我读过川端康成的《我在美丽的日本》，读过大江健三郎的《我在暧昧的日本》，而2002年夏天在日本半个月的游历，我能写出的，却是《我在分裂的日本》。
我从东京坐子弹列车杀奔京都，在路上，风景被速度删除，俳句被子弹击破。但一到京都，风景和俳句慢慢复活。一个极速的现代日本和一个缓慢的古典日本并行不悖。日本真有那么分裂吗？
我在富士山下一个小城漫游，大路两旁狂喷黑烟的巨大烟囱犹如一排张牙舞爪的恶魔行刑队，押送富士山这个绝色美女。我心目中那个明信片中的绝色富士被撕裂。但当我浸淫于阴风黑雨、肃杀诡异的古代日本怪谈，又分明感到一个亦神亦魔的富士亘古未变，只是烟囱乃至原子弹取代了往昔的鬼魂。
我在新宿的前卫噪音专门店沉迷于五花八门无所不用其极的日本前卫音乐，困惑于古典能乐与现代噪音的断裂，但店内兼售的剖腹录象以及女性捆绑艺术（一种穿着和服的精致的受虐）录象带又提醒我：极端的前卫其实亦深植于传统之中。数年之后在上海吃小龙虾的时候，一副浪人相的日本前卫吉他手“酸母寺”乐队成员河端一告诉我他平常真的就住在山上一座寺庙里。
那是在世界杯结束后的第2天，在金阁寺，疯狂轰鸣的割草机割裂了古典的世界，这是三岛由纪夫没有领略过的噪音的世界，但水潭中的金鱼浑然不觉自在悠游，一路往高处走去，你仍旧可以听到三岛由纪夫听过的蛙鸣和蝉鸣。
我想起球场上的中田英寿们，尽管发型千奇百怪五颜六色，他们仍然让人想起怒发冲冠的古代武士；日本主教练、法国人特鲁西埃给日本球迷签名，在签自己大名之前，必先大书二字--“必胜”！仿佛幕府将军从那些武士片走出。
川端康成回忆战争期间，他常常在往返东京的车厢里读《源氏物语》，读到第23回时，日本投降了。车厢里有很多战争受害者和疏散者，车上笼上一种惧怕空袭的气氛和一股焦臭的气味。川端康成说：“单是这种电车和自我的不协调就让我愕然了。然而让我更愕然的是：上千年前的文学和自己却是如此融合无间。”
乍看不协调，实则一脉相承，乍看分裂，实则藕断丝连，乍看扭曲，然而扭曲之美本来就是日本之原味。川端康成指出：“像相扑和舞妓这种被扭曲了的美，也很执着，难以舍弃，这似乎就是我们的悲哀。”
或许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像拍《靖国神社》的李缨那样去触及日本那扭曲的魂魄。《靖国神社》当然对军国主义充满批判（并因此遭致右翼势力控告—以侵犯肖像权为名），但李缨坚称这部电影是自己给日本的一封情书，一封残酷的情书。此言是对中国人固有的日本情结的颠覆，甚至是对爱国愤青的冒犯，然而所谓“情结”毕竟有个情字，也惟有情，足以慢慢解开那个巨大的、盘根错节的历史之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