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也许是台湾人生活较安逸，少有大视野的影片，不客气地说，有些片子带有明显的岛民心态。但他们的制作质量较大陆精致。
（插一句，我周围的大陆导演并不是每人都喜欢《沿江而上》这样的影片。一个重要的原因，也许就是它“机构”的色彩太重。非常明显的西方视角，对东方社会一种模式化的解读，过度地安排剧情……）
香港真是少有纪录片，张经纬《音乐人生》堪称近年香港纪录片的经典。
大陆纪录片，也许是我们钱少吧，导演既是制片人，形式和内容的自由，也就是所谓的“独立”真是我们的优势。张献民教授有关纪录片三、五年后一定会没落的“著名预言”，我的理解是，有一天，我们的“独立性”会渐渐的丧失，导致影片的优势殆尽。
《张虹谈两岸三地纪录片发展与差异》原文如下：
如果在香港说要去当导演、拍电影，一般都会被人认为是不太现实的一回事；更莫说是拍纪录片，大概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会以「匪夷所思」的神情语句应对之。
但何谓纪录片？新闻透视、铿锵集？Discovery channel？可以相信，身在香港的你我都不特别了解，而知道香港有举行纪录片影展的人，也是寥寥无几。
事实上，由本地纪录片导演张虹策划，「采风电影」（全名「采风电影有限公司」）举办的华语纪录片节已踏入第二届，影展包括了两岸三地甚至新加坡的作品，每出都记录了一时一地的社会情况，为观众带来最真切的观影经验，感受华人社区中生命的脉动；为此，本报请来了导演兼策展人张虹介绍两岸三地纪录片的不同面貌，让读者对不同地区的纪录片有更深入的了解。
香港 不存在的文化生态
影评人罗卡在上年的决赛评选后曾言：「来自两岸三地加上新加坡的制作者／作品，以大陆的言说最为迫切、焦灼、震撼；台湾的在内容与表达技巧上比较平衡，显出纪录片的成熟感，而香港竟然没有一部入选！」
同样，在今年的竞选项目中，无论长、短片都未有香港的作品入围，两年的评审结果明显反映出香港纪录片的不足。
「评审的标准是看质素不看地区，依上年的情况来看，香港的水平的确是有所不足。香港拍纪录片的人凤毛麟角，几乎两、三年才出一部，根本无形成风气，但相比起来，大陆与台湾都已形成了一股拍摄纪录片风气。」
这情况一点都不难理解。香港电影业的迅速式微是人所共见的事实，在连商业剧情片都站在悬崖边沿的危急境况下，纪录片这冷门的电影类型更是难以生存。
「希望拍的人会有，但太多金钱上的问题要顾及，家庭、生活甚至要去还grant loan（政府的大学资助金），不免会令人却步。」
张虹亦坦承，就算有人去拍，有地方播放，亦未必能吸引到观众，这正是我们熟悉却奇怪的香港文化生态。
「香港的情况好惨，就算去大学播放，可以免费入场，都没有人入场看。不要说文艺表演，连剧情片都未必有人入场。可以说，整个香港对文化艺术的兴趣好薄弱；相反，大陆的情况比香港好好多，无论拍的人跟看的人都多好多，他们的兴趣大好多。每逢去大学放映，都好容易坐满。」
台湾胜在教育 大陆千变万化
正如前文述及，今年入围竞赛的影片，全由两岸纪录片主导，从数量来说，可谓平分春色；影展虽然少不了香港导演的作品，但三出纪录片，包括张虹的《选举》、陈惠仪的《区议员》及张经纬的《音乐人生KJ》，都只能在影展的「推介影片」单元中放映。
不禁令人疑问，香港纪录片与两岸的相去多远？两岸纪录片的发展优势为何？
「台湾胜在有用心教导的学者，如台南艺术大学台大都有不错的课程，至少已有8年左右的纪录片系统教学，成绩不错；相反香港见不到有固定的纪录片班，学校一般都不太重视纪录片制作。」
「台湾另一个优势是有政府鼓励。当地有公共电视台出钱拍摄与购买，也有专门的频道播放纪录片。我年前也同香港电台倾谈过，但他们都有自己的节目要放，就算有兴趣都没有时段可以让出来。」
在政府与学校的支持下，在台湾早已形成了一股拍摄纪录片的风气；相较起来，大陆在电影审查制度之下，谈不上什么政府的支持，但业界中的气氛却是炽烈得很，同业之间互相支持，也在这个电影类型的「小圈子」中举办放映，导演间砥砺切磋，蓬勃的文化生态是香港望尘莫及的。
「大陆则胜在人多，千变万化什么题材都有，他们的技术相当成熟，质素亦很高。」
香港人 凭什么？
「但其实香港导演的拍摄技巧好叻，而香港亦绝对有很多可拍的题材，如果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我可以一年拍三、四套。」
「问题是眼界的局限与欠缺思考能力。第一，拍纪录片要对外面事物有好奇心同兴趣，如果没有的话就拍不成；第二，有分析能力，面对一件事时会想，为何这件事会这样呢……如果没有这些能力，基本上拍不成纪录片。」
张虹直言，香港导演最欠缺思考的一环，但从对话中也很可以理解，过于压迫的生活，年年月月要为生活奔波，也明知道拍戏很难保证收入，在各种的因素之上，似乎更是环境影响了导演（也如其他的艺术工作者）的发挥。「相比之下，在内地的生活水平还是较可以接受的，至于台湾又有较多的政府资助，它们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占优的。」
「但香港有最大的优势，就是自由，既无审查制度，影片播出后不怕惹上官非；在台湾拍摄关于政治的，就总不能同时蓝、绿营都讨好。」
例如张虹最新的作品《选举》，又或者是陈惠仪的《区议会》，光听名字不免都连系到政府部门与公共事务，然而在香港的自由环境之下，导演最大的本钱正正于此。
取向与出路
不过，张虹也笑说，其实她并不是那么认识政治的，就如《选举》是从事件中表达各个候选人个性，去发掘他们在竞选中表现如何，以电影看人性、人生是她更为钟爱的。
谈及题材与表现方式，张虹进一步指出两岸三地的不同之处。
「台湾颇多『为民请命』式的纪录片，可能是因为那边有几个在这方面有心得的老师，结果学生跟师傅，就拍了许多关注弱势社群的纪录片，如上年有一部《乐生活》，纪录病人因麻风病院即将被拆迁而去抗争；不过亦有另一派比较文艺同叙述个人情感的，社会性相对较弱，不过始终为民请命式的占多。」
「至于大陆就任何题材都有，而且普遍感情表现上都较炽烈，有点『上火』的味道，为民请命，对社会有不满都会讲出来；同时亦有一批较诗意的，讲一地文化，如陕西山上文化等，好像上年的《佛陀「土焉」》，讲当地的风土人情，感觉如沈从文小说般；又或者今年丛峰的《马大夫的诊所》和徐童的《麦收》，感觉如小说般，前者描述了形形色色的村民生活，后者则是记录年青妓女生活，可见国内电影风格多样化。」
「而香港就似电视纪录片，一方面可能训练不同，因为大陆导演多从国外影碟途径参考，看好多国外的作品；反而香港导演多没有看过，是看电视片集如铿锵集等，所以拍出来比较像电视纪录片。」
纵然三地各有优势与局限，但张虹对内地的纪录片制作事业还是比较看好。根据她的观察，因为国外流行「中国热」，所以一般外国影展都较少留意台湾与香港的作品，就算有影人到国外参展，都会备受冷落，因此亦导致台湾的纪录片表现出一种比较封闭式的思考，「向内搜寻」的意欲较强；反观内地纪录片（情况与其他独立电影相类）以学习西方电影为基础，因此也较倾向西方电影的风格。但这亦使有部分内地纪录片导演缺乏信心，每每依西方标准思考，造成另一种局限。」
「至于我们，最幸运的可能是依然有挣扎求存的空间，我们可以公映，就算外面（国外影展）无人要，都可以在自家地方公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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